“她在进行高强度的情感表演，”贞晓兕分析，“这种表演需要消耗巨大的心理能量，也会导致自我异化。真实的她可能渴望更平等的关系，渴望被看见超越美貌与才艺的部分，但在这种极度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中，她的主体性被严重压缩。”
杨玉环对家族成员的提携，常被解读为贪婪或短视。但贞晓兕有不同理解：在一个人身安全完全系于皇帝宠爱的环境中，壮大外戚势力是一种合理的生存策略。
“她未必不知道杨钊等人的问题，”贞晓兕观察发现，“但当贵妃委婉提醒堂兄收敛时，杨钊笑着回答‘妹妹只需保持圣眷，其余自有兄长’。这句话暴露了本质——在所有人眼中，包括她自己的家人眼中，她首先是一个权力媒介，其次才是一个人。”
这种被工具化的认知，必然造成内心的冲突。贞晓兕见过杨玉环在家族宴饮后的疲惫，那不是身体的累，而是精神上的耗竭——她必须同时满足皇帝的期待、家族的需求，还要维持后宫中的形象，这些角色时常互相矛盾。
贞晓兕唯一一次见到安禄山，是在一次宫廷宴会上。那个肥胖的胡将跳着疾速的“胡旋舞”，动作出人意料地灵活，引得满堂喝彩。玄宗大悦，贵妃也掩口而笑。
但贞晓兕的心理学训练让她看到了更多：
安禄山刻意夸张的忠诚表演——称贵妃为母，自称“胡儿”，在皇帝面前表现得笨拙又真诚——这些在贞晓兕看来，是一个“边缘人”在主流文化中的生存策略。
“他在利用汉人对‘胡人’的刻板印象，”她分析，“通过扮演一个天真、直率、有点滑稽的忠诚蛮将，他降低了权力中心的戒心。这种自我贬低式的表演，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野心和怨恨。”
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当个体处于弱势群体时，可能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尝试融入主流（社会流动），二是强化群体边界并与之竞争（社会变革）。安禄山看似采取前者，实则暗中进行后者——他利用皇帝的信任积累军事资本，同时在自己军中强化粟特-突厥身份认同，为未来的对抗做准备。
贞晓兕从宫女闲聊中得知，安禄山曾因不懂礼仪多次遭朝臣讥笑。一次，他因在宫中迷路误入嫔妃浴池区域，差点被侍卫斩杀。这些经历必然积累成深层的羞辱感。
“他每次在宫廷中故意出丑，可能都强化着内心的愤怒，”贞晓兕认为，“心理学中的‘攻击转移’理论可以解释他的行为——对无法直接报复的对象（皇帝、朝臣）的怨恨，最终会转移到更弱的目标，或者通过未来更大的报复来平衡。”
安禄山对权力的渴望，很可能不仅源于野心，更源于对彻底摆脱这种羞辱地位的渴望。他要的不是融入，而是颠覆这个曾经让他感到渺小的体系。
虽然贞晓兕从未直接见过这位着名的宰相，但她在宫中处处感受到他的存在。李林甫的名字像一层无形的网，笼罩着朝堂的运作。
从各方信息拼凑，贞晓兕勾勒出李林甫的心理画像：一个极度依赖制度和控制来获得安全感的执政者。他完善法律条文，细化行政流程，表面上是为了效率，实则是在构建一个只有他能够完全驾驭的权力迷宫。
“这是典型的‘制度人格’，”贞晓兕分析，“他将个人价值完全绑定在官僚系统的维持和扩张上。任何威胁这一系统稳定性的人——无论贤能与否——都会被他视为敌人。”
这种心理模式导致他排斥文学之士，偏爱循规蹈矩的官员。因为文学之士往往有独立思想，不易控制；而循吏则更可能遵循他设定的规则。
李林甫的宗室旁支背景常被提及，但贞晓兕认为，真正影响他心理的是早期因不善文学而遭受的轻视。这种早期创伤促使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权力技术：用精密的权术和情报网络来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
他着名的“立仗马”言论——劝谏官员像仪仗马一样保持沉默——暴露了他的深层恐惧：害怕不同声音扰乱他精心维持的秩序。他对边将的提拔（如安禄山）也有其逻辑：少数民族将领在朝廷缺乏根基，更依赖他的支持，也更容易控制。
然而，这种控制最终是脆弱的。当边将积累足够军力，当皇帝开始厌倦他的专权，他的整个权力大厦就面临崩塌。贞晓兕推测，晚年的李林甫可能生活在持续的高度焦虑中，尽管表面依旧强势。
杨钊（后来的杨国忠）是贞晓兕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作为贵妃的族兄，他频繁出入宫禁，贞晓兕多次奉命接待。
杨钊最让贞晓兕印象深刻的是他那种“情境最大化”的思维方式。他不像传统士大夫有固定的原则或政治理念，而是擅长快速识别当下最有利的机会并立即行动。
心理学中的“认知风格”理论可以解释这种行为：杨钊属于高度的“场依存型”，他对环境的暗示极度敏感，并以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剑南，他迎合章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