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生停下脚步，支起自行车，走到水边仔细比量了一下路肩边缘和水面的高差，眉头拧成了疙瘩：“金队长，您看这路面，跟水面高差不到五十公分！路基全年都泡在两边的鱼塘里，我发现重载车辆从上面经过时，路面就像弹簧一样，下面整个都是软基，我相信弯沉值大的要命，这段路肯定得整治才行。我们不仅要处理软基，而且还得整体加高、加宽路基！”他站起身，望着道路两边在规划红线内、即将被无情切割的大片水塘，忧心忡忡，“路一拓宽加高，红星渔场这一大片水面，可就真没剩多少了。这渔场……还能存在下去吗？”
老金闻言，脸上那惯常的促狭笑意收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洞悉世情的凝重。他摸出半包 “大前门”，抖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在冷冽的空气中格外醒目。
“嘿，你问到点子上了。”老金吐出一口长长的烟圈，烟雾在寒风中迅速消散，“红星渔场？它呀，寿数差不多了。县里早就在琢磨撤销的事，红头文件怕是都起草好几稿了。难就难在——人员的安置！”
他伸出粗糙的手指，又在空中用力点了点：“三十几个正式职工！拖家带口，老老小小加起来，一百多张嘴！往哪摆？往哪安？”老金的语气带着一种基层工作者特有的、对现实困境的深刻体会，“让他们转岗？水产系统内部消化？哼，那些偏远的新渔场、水库，缺人缺得嗷嗷叫，可你问问这些红星渔场的老少爷们儿，谁肯去？他们在这县城边上住了十几年，老婆孩子工作上学都在城里，早就是城里人了！让他们去几十里外风吹日晒养鱼？门儿都没有！换你，你干不干？”
“那……安排搞农业生产呢？”江春生试探着问。
“农业？”老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烟灰簌簌落下，“土地！小江，土地是命根子！红星渔场的水面几乎一半被我们征掉了，渔场得撤销，现在周边哪还有多余的地换给他们？再说了，你让这些摆弄了一辈子渔网从事的叫‘大农业’的人，让他们真正的扛起锄头去种地？当农民，谁会乐意干？”
“进工厂呢？”江春生试探着寻找可行的出路，隐隐觉得这条路或许可行。
老金摇摇头，眼神里带着过来人的无奈，“ 他们是‘国营渔场’的职工，属于非农业户口。他们的子女都是有机会招进工厂的。问题是这三十多个青壮年职工，退休还早的很，喂鱼又喂不成了，怎么安置他们？难，难如上青天呐！”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用厚实的翻毛皮鞋底狠狠碾灭，“所以啊，小江，这段路，看着是土方、是软基，但我不认为会有多大难度，根子上，是这百十口子人的生存问题！征拆安置这块骨头，又硬又难啃，搞不好，真能拖到明年去！指挥部挂牌的鞭炮响得再热闹，渔场的这批人不安置好，这段路就动不了啊。——三十多个正式工，个个拖家带口，安置不好能闹翻天。”
老金这番抽丝剥茧、切中要害的分析，让江春生心头震动，频频点头。他原本主要关注技术层面的软基处理和路基的土方量，此刻才深刻体会到，一条道路的延伸，远非图纸上的线条和计算器上的数字那么简单。它牵扯着沿线无数人的生计、饭碗，甚至是安身立命之所。技术的难题或许可以攻坚，这人心的沟壑、利益的藩篱，又该如何跨越？这可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是大非问题。他觉得该把老金的这些分析，回家后转述给他父亲。
两人沉默地推着车，沿着鱼塘间的国道继续前行，车轮碾着柏油路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水塘反射着天光，一片片，像破碎的镜子。冰冷的、带着鱼腥味的风，持续不断地吹刮着。
两人顺路绕过一个大鱼塘，转了一个直角弯，道路由向东变成了向南，路的右手一侧依然是鱼塘，而在路的左侧，则是一片低矮陈旧的红砖瓦房。
“这一片就是红星渔场。”老金指着东边的一片红砖瓦房告诉江春生。
“哦！”江春生心事重重的点头。
转过弯走出不到二百米，远处酒厂的轮廓渐渐清晰，前方出现了县酒厂那标志性的、爬满岁月痕迹的红砖围墙和高大的发酵罐轮廓。离得越近，一股浓烈而独特的味道便霸道地钻进鼻腔——那是蒸煮粮食的甜香混合着发酵过度的酸馊味，还有酒精挥发后的辛辣气息，正是江春生曾在治江加工厂闻到过的、属于乡镇酿酒作坊的“招牌”气味。
“嚯，这酒糟味，够劲儿！”老金夸张地扇了扇鼻子前面的空气，“离城这么近，天天闻这个，也真够附近老百姓受的。”
江春生也眉头微皱，他想起春节前在“富贵园”认识的副厂长李波，那个技术型干部，应该就是这家酒厂的，当时他还说厂里想借征拆的机会，再投些钱搞扩建，说是还会找工程队合作，帮他们厂里修场内水泥路和场地。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酒厂附近。酒厂规模不小，围墙内厂房一大片，高大的烟囱兀自矗立，还在冒着白烟。他们站在酒厂敞开的大铁门外，能看到厂区内忙碌的人影和穿梭的小推车。江春生的目光落在紧挨着国道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