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禁止他们参加圣餐，

    考虑到荷印公司与荷兰新教教会的密切关系，使那两人在巴达维亚几乎难以立足。

    还有赞同法庭判决的委员彼得·弗拉克，也必须付出代价。

    尽管斯佩克斯无权在不经公司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解职，

    他能够，也确实，确保了弗拉克在东印度的职业生涯就此完蛋。

    与此同时，安东尼·范·迪门因为坚决抗议对莎拉的定罪，赢得了斯佩克斯的欢心。

    在这个案件里对抗总督科恩，安东尼·范·迪门展现出性格中相当坚定的一面。

    虽然他能有今天全赖科恩提携，但是在这件涉及原则和公平的事情上，

    安东尼·范·迪门依然有足够的道德感去反对科恩。

    同时安东尼·范·迪门也十分清楚，与总督科恩争执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因为后者性格强势专横，报复心很强，

    他能迅速提拔安东尼·范·迪门，自然也能轻易地毁掉后者的前程。

    事实上范·迪门和斯佩克斯在此之前就关系良好，从此以后更是成为密友。

    1620年，科恩任命范·迪门负责荷印公司在日本平户商馆的审计工作。

    在这一年里，他与时任馆长的斯佩克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在斯佩克斯当选巴达维亚总督以后，

    他们又建立了非常出色和互补的工作关系。

    斯佩克斯曾在日本工作多年，是远东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但他讨厌行政工作，是个不怎么样的管理者。

    范·迪门恰恰相反，天生就是个管理人才和会计专家。

    因此范·迪门成为了斯佩克斯的左膀右臂，

    后者在各种行政事务中都有赖于他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