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赵祯再又以书面的形式催促这些人赶快交作业，但这些大佬们的回答是：如此重大国事我们还在精心酝酿之中，还请陛下再稍等几日。
又是几天过后，赵祯直接把这帮人叫到跟前，然后给这些人搬来了凳子和书案，而且桌子上面纸墨笔砚全都一应俱全。
“朕的爱卿们，已经过去好些天了，现在你们就当着朕的面开始写！”
赵祯的这番言行已经证明他现在很是震怒了，而这帮大宋精英们还是选择了藏拙，他们没一个人敢坐上去，因为他们还是写不出来，他们的定国安邦之策还在酝酿中。
这一天，赵祯的脚下再又跪倒一片：“陛下，请容臣等回去之后再酝酿几天，然后我们一定给你写出个一二三四！”
数日之后，大宋的这几个精英当中的精英终于是陆续交卷，但其实真正去做这件事的人不过就是参知政事范仲淹以及枢密副使富弼和韩琦。宰相晏殊和章得象以及枢密使杜衍此时都是一把老骨头，就等着哪天退休拿养老金，什么改革和新政这种事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力不从心，而且人家也没那个精力和兴趣。说得难听一点，这些老家伙们不过是在混吃等死而已。史书单独将范仲淹的奏疏详细罗列，这里面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范仲淹的这十条建议有九条最后都被仁皇帝陛下所采纳并逐一颁布贯彻和执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范仲淹这次所陈述的十条新政到底都有哪些内容：
一、明黜陟。
范仲淹的新政首先要改革的就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制度。在这之前，宋朝的官场实行的是定期升迁制度，文官每三年升一级，武官每五年升一级。意思就是，哪怕你什么也不干，每年只管收粮收税，只要你没有大的过失就铁定升官。长此以往，大宋的官场也就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继而坐等升官的习气和氛围。范仲淹提出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以资历论升迁的常规，转而改用考核和监察制度来对官员进行升迁和任免，以此杜绝懒政和不作为的官场混子现象。
这个政策的精髓其实是在考课院身上，作为负责专门考察官员政绩的机构，考课院之前几乎形同摆设，他们考察官员的唯一标准就是在任期间是否有过失行为，如果没有，那么三年或五年一到铁定升官。范仲淹这一改就重新确立考课院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从此以后某人想要升官首先看的不是他是否犯错，而是此人在任期间是否有利国利民的善政。从此，无过便是功这条升官铁律便被扔进了臭水沟。
二、抑侥幸。
此项新政所针对的对象是宋朝数量庞大的官宦子弟。在之前讲述赵恒封禅泰山以及各种拜神运动时我们曾提到过赵恒的“仁慈和大方”，比如他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对官员们的各种赏赐在那以后都成为了宋朝官场的惯例，但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赵恒把官员的恩荫制度给彻底打破了。
在赵恒时期，每逢郊祀大典以及皇帝生日这种性质的大礼之日就是大臣们最为幸福和期待的日子，因为他们不但会收到各种丰厚的赏赐，而且他们在这一天还可以将自己的一个儿子举荐为官，上至宰执大臣以及在京的各部门主官，下至各路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使等省厅级官员都有这种特权。要命的是，皇帝可是每年都会过生日，但官员们的儿子却没那么多，儿子不够怎么办？简单，没有儿子还有侄儿，没有侄儿还有其他的各路亲族子弟。长此以往，大宋的各级只挂职不干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而由此给国家财政所带来的负担也就可想而知。
范仲淹提出以后朝廷实行恩荫制度只能给大臣们的亲生儿子封官，侄儿亲族之类的一律不许，地方官则必须是干满了两年之后才能申请恩荫子弟。而且，即使是封官也不能随意将这些人安排进馆阁重地，这类官员的递补和升迁必须得经过严格的考察和考核才行，没有本事和才学的不许成为馆阁官员以防滥竽充数。
三、精贡举。
自赵光义时代开始宋朝每次科举所录取的进士人数往往都是数百人之多，而到了赵恒时期更是呈泛滥之势，诸如只要参考的次数达到了标准或者年纪实在是太老就可以直接被录取，这就偏离了为国选材的宗旨和初衷。在这几百人里面真的具有真才实学和实干能力的无外乎就是一两百人，而后面的这些人其实都难免有浑水摸鱼之嫌。再者，科举的选材制度也有问题，简而言之就是重诗词歌赋而轻策论，结果就是善于死记硬背和能说会道的人陆续走上了官场，但为官之后却只是一群只会之乎者也的教条主义者——用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 专辞藻而不明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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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建议以后录取的进士必须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些靠熬资历和年纪混进士的现象必须杜绝，而且录取的人数也应该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加以控。选材的时候需要将策论放在诗词歌赋之前，让那些只会背诵并默写圣人语录的人往一边站，进而让那些懂得将理论联系实际的人选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