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钟鼓声唤醒了沉睡的南京城。
文武百官身着朝服，鱼贯穿过午门，肃立于奉天殿前的广场上。
夏末的晨曦已带了些许秋意，照在汉白玉栏杆和朱红宫墙上，庄严肃穆。
今日并非大朝，而是太子朱标在乾清宫召集的重臣廷议。
受邀者除了内阁、六部九卿堂上官，还有几位在京的勋贵宿将，如魏国公徐辉祖等，护国公洛凡亦在其列。
议题只有一个：朝鲜骤变，何以处之？
乾清宫东暖阁内，气氛凝重。太子朱标端坐于御案之后，虽年轻，但数月监国历练，已自有一股沉静威仪。
他先令礼部尚书钱用壬，将朝鲜使臣所述情由、以及昨夜与李芳远使者金宗瑞详谈所得，向众臣复述一遍。
钱用壬陈述完毕，阁内陷入短暂的沉寂。篡逆、求救、藩屏动摇……这些字眼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兵部尚书首先出列，声音洪亮：“殿下！朝鲜为我大明藩篱，岂容权臣篡逆，混乱纲常？臣以为，当速发天兵，渡海征讨，擒拿逆贼李成桂，扶立李芳远复位，以彰我天朝正朔，震慑不臣！”
这位尚书是武将出身，语气铿锵，主张直接武力干预。
户部尚书却立即皱眉反驳：“刘尚书所言自是正理。然则跨海用兵，粮秣、船只、军械所费何止巨万？今岁各地虽称丰稔，然推广新粮、兴修水利、筹建水师、试办蒙学，处处需钱。”
“国库虽略有盈余，却经不起这般大动干戈。况辽东镇守，亦需防备北虏，兵力可否足敷两线？还请殿下慎之。”
他的话代表了务实派官员的担忧，钱粮始终是悬在头上的剑。
礼部右侍郎则从大义名分角度进言：“《春秋》大义，讨伐不庭。朝鲜国王受我册封，即为我臣。臣下弑君篡位，若我朝坐视，则礼崩乐坏，宗主之威何存？暹罗、安南、琉球乃至南洋诸国，皆在观望。此例一开，后患无穷。臣以为，纵有艰难，亦当有所表示，不可全然置之不理。”
争论就此展开。
主战者慷慨激昂，强调天朝体面与战略安全；主慎者老成持重，算计着国库与风险；还有一部分官员则含糊其辞，既不敢反对出兵维护纲常，又怕担上耗费国帑的责任。
朱标静静听着，目光掠过众臣各异的神色，最后在洛凡面上停留一瞬。
洛凡微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待争论声稍歇，朱标方才缓缓开口，声音清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众卿所言，皆有道理。朝鲜之事，关乎礼法，亦关乎实利；须正纲纪，亦须量国力。”
他顿了顿，环视群臣：“孤与钱尚书、护国公等议过，有一策，或可兼顾。”
众臣屏息聆听。
“其一，即刻以陛下与孤之名，颁诏朝鲜，严斥李成桂篡逆之罪，令其限期释出被囚宗室，还政于旧主，亲赴京师请罪。诏书明发天下，并传檄周边藩国，申明我朝立场。此为先礼，占住大义名分。”
“其二，敕令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即刻整备军马，陈兵鸭绿江、图们江畔及登莱沿海，作威慑之势。令登莱水师抽调战船，巡弋朝鲜西海岸，查验往来船只，凡资逆者，皆可扣押。此为示兵，以压其势。”
“其三！”
朱标的声音更加清晰，“认可李芳远为朝鲜‘义军都统制’，准其在辽东边境设立‘招讨行营’，募朝鲜流亡忠义之士。我朝可量力资助部分粮草、军械，并选派精通军务之员，充任‘赞画’，协理军务。许李芳远借用我边境城池，以为根基。此为助义，成其内应。”
此言一出，阁内先是一静，随即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这策略既非全然不管，亦非大举出兵，而是将军事干预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以支持代理人战争为主。
兵部尚书沉吟道：“殿下此策……似是老成谋国。然则，若那李芳远不堪扶助，或是李成桂悍然不顾，全力扑灭义军，又当如何？我朝资助岂非落空？颜面何存？”
朱标看向洛凡。洛凡会意，出列拱手道：“刘尚书所虑极是。故有三策相辅。李芳远能否成事，一在其人威望才具，二在朝鲜国内人心。”
“据使臣所言及多方探查，李成桂虽握兵权，然篡位仓促，诛戮过甚，国内士族百姓未必心服。”
“尤其南方全罗、庆尚等道，素与李氏（王族）渊源深厚，未必听从伪命。李芳远身为宗室，血统名正，若得我朝明诏支持，便是正统所在，人心自有归附。此为其一。”
“其二，我朝陈兵边境，水师巡海，李成桂便不敢全力东顾，需分兵防备。此消彼长，义军便有喘息发展之机。即便一时不能速胜，亦可形成割据对峙，令李成桂伪朝疲于应付，无力他顾，更遑论威胁我朝边陲。我朝所费，主要是粮草军械，数目可控，远比直接出兵损耗为小。”
“其三！”
洛凡目光扫过众臣，“即便最坏情形，李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