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的言语，对秦人来说，也有一定的困难。越人语转译成楚语，楚语再转成秦言，这损失就大了。
负责整理通译的官员很头疼。
负责这件事的人是审食其。
在刘邦麾下，审食其怎样也排不上名次——既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有定计策划的能力，他唯一的作用就是给皇后吕雉做秘书，经常跑腿打杂。
不过高级的跑腿，总也是长了很多见识，又因为这个审食其能力一般，所以也实在没干出来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在战后处理上，审食其就被放过一马，第一批送到国史馆。
送到国史馆，又因为审食其确实也没参与过什么重大的事件，翻来覆去能写的也不过是《我和吕皇后一起坐牢的日子》、《我给吕皇后做舍人》、《我在吕皇后身边的日子》这样琐碎的内容，所以早一步就被摘出来。这次蒙恬要人，朝廷甚至都没对审食其进行审查，直接就给踢到了蒙恬军中。
蒙恬也是苦笑，所以两次会议之后，就把这个通译馆的工作交给了审食其——这东西做不出什么大成就，可也惹不出什么祸。
审食其倒也还算专业对口，毕竟出身于泗水郡的沛县，之前和吕皇后一起在楚营待过好长时间，又到长安在街头跑来跑去，这一来二去，泗水、楚地、秦地的口音都还搞得定，倒是能和这些楚人打交道，就只是，越语……完全没法听懂。
从衡山郡一直到南郡，在边境上，韩信留下的那些从事地方剿匪的小股部队，也捕捉了一些被当地人称为是“野人”的越人。现在也关押在文化署的一处监牢，审食其发现，即便这些越人自己的语言都难以沟通，东面的越人根本听不懂西面的越人在说什么！
大将军要部队南下之前，设法让士兵能掌握百十个词，能够和越人沟通，这怎么弄？
简单的一个词：吃饭，在这些越人嘴巴里，就有七乏、甲蹦、识返、金豪、金蒿、?恩工等等不同的说法。所谓和越人沟通，是不是说要和所有这些不同的人进行沟通？这就要掌握几百个上千个不同的发音……
“把这些越人，和这些通译，按照发现的地点，给他们配对。让一个通译看管一两个越人，和他们聊天，能听懂多少都现场记录下来。”审食其说。如何坐牢，审食其是有经验的。
就分成很多个组，每个组包含一个通译，两三名越人，一个来自长城大学文法系的学生，共同形成一个观察小组。
学生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人的对话，用秦音标注，记录下来。
对学生来说，这件事难度不大，张村的学校早早就教授了拼音标注的方式，不管你是什么语言，学生都可以快速找到对应的表音——能准确发出声音来，只是不能保证是什么意思而已。
当一个组有多名越人的时候，越人彼此间就会产生交流，涉及到的词汇数量就明显比单一的越人要多得多。而当通译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外来文明和当地土着交流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问、刺激，可以获得大量越人发音。再通过这些通译连猜带蒙的解释，一些越人的发音，就被猜了出来。
学生们每日将自己记录的对话和发音汇总在一起，不同小组再彼此交流，对这种如鸟叫一般的越语，渐渐有了些眉目。
这是体系的力量。
民族交界地区，可能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交流，才能让两个不同的语族实现沟通。在这个叫做文化署的监牢中，通过观察、提问、记录、分析，一个相当规模的组，能够极大提高这件事的效率。
这样也差不多要一个月以后，这些负责记录的学生才通过一次研讨会的形式，汇报了对越人话掌握的情况：
整个百越地区，大体上可以分为6到10个大的语言片区，不同片区的发音、构词方法都不同。
百越地区内部的语言差异，和百越地区与中原的语言差异几乎一样大。征服一个区域、能够和一个区域交流，不等于就能和另外一个区域交流。
这些百越野蛮人的词汇量相当少。可能是因为身处监牢、交流的内容高度局限，所以使用词汇高度限制在现有的生活场景，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民族开化程度就少、或者在部落中所需要使用的词汇本身就少。大多数人是在500到800个词汇之间重复使用，学生们据此普遍猜测，在百越的村寨，差不多有1500个词就能顺畅交流。
这500-800个词汇中，通译和学生们已经能通过解读出来的150到200个词进行交流。现在不仅仅通译能够和越人进行简单的聊天，即便是在现场负责记录的学生，也能够按照笔记本上的发音，和越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当更多资料汇总在一起，记录组的同学在理解越人语言方面，甚至比通译还厉害。
当有同学把公孙尼子所授的那首越人歌吟诵出来的时候，甚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