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选择徒步旅行的方式，
游历了大清国的大部分地区。
这次旅行让他看到了清朝的真实面貌，与他之前的认知大相径庭。
彼时，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
但谭嗣同却发现，大部分地区并未享受到这场运动的成果。
普通百姓仍然生活在困境之中，他们受到官吏的压迫和剥削，却无法发出声音，寻求公正。
谭嗣同总结下来，这些问题应该就是封建专制统治所带来的一些列弊端。
所以即便他父亲谭继洵曾担任过湖广总督，他自己就是官二代，但他却依旧毫不留情地批判着封建专制制度。”
“谭继洵依旧期望儿子能跟随自己的脚步，进入仕途。
在他的督促下，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
但谭嗣同对八股文的应试教育并无热情，他的考试成绩一直不理想，始终未能成功通过科举考试。
从清代的官员档案中可以看出，他的功名仅限于监生。
到了1894年，谭嗣同对清朝军队的‘屡战屡败’深感失望，于是他决定放弃科举之路，全心投入到新学和维新事业中。
虽然谭继洵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最终他还是作出了妥协，不再强迫谭嗣同参加科举考试。
然而，谭继洵的让步是有限度的。
他严肃地对谭嗣同说：‘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你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但你也已经三十多岁，必须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全家人的生活都要靠你，我先为你捐个官职吧！’
于是，谭继洵为儿子争取到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职务。”
“谭继洵一直在为儿子谭嗣同铺设着他所认为的，最正确的仕途道路，
可谭嗣同却对这种安排充满了抵触与愤懑，内心的怒火与不满从未消减。
这种父子间的对立，一直持续到谭嗣同生命的最后一年。
在应光绪帝召见之前，
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在南京闭门撰写《仁书》。
在这部作品中，他将对腐败朝廷的满腔怒火转化为对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直斥：‘两千余年的专制制度，实乃大盗之政。’”
看到这里，许多皇帝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阴沉难看起来。
这家伙，可不就是一杆子打翻了一船帝王嘛！
不过封建社会确实也有很大的弊端，谭嗣同说的也不算错。
“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
随后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李鸿章签署了丧失国权、屈辱至极的《马关条约》。
谭嗣同心中充满悲愤，
他立志要奋发图强，求学上进，推动国家变革。
此后，他积极投身湖南的新学运动。
次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呼吁清政府进行改革。
谭嗣同带着崇敬之情赴京，与康有为等人结识，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深刻的启发与鼓舞。”
“1898年，谭嗣同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并创办《湘报》宣传变法思想，成为维新派中的激进人物。
同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施变法。
谭嗣同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曙光。
同年8月，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举荐下，谭嗣同应召入京。
光绪帝下诏授予他四品卿衔和军机章京职务，让他直接参与变法事务。
康有为不仅学识渊博，声名显赫，谭嗣同将康有为视为偶像和救星。
他深信，只要追随康有为的步伐，变法必定能够顺利实现。
在戊戌政变即将发生前夕，
谭嗣同曾夜访袁世凯，力劝他起兵反抗，铲除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以辅助光绪帝全力推进变法。”
“袁世凯表面上对谭嗣同信誓旦旦，但背地里却向慈禧太后和荣禄告密，谭嗣同对此一无所知。
九月初，政变终于爆发。
慈禧太后下令逮捕所有维新党人，谭嗣同也在其中。
他的日本朋友得知消息后，立刻通知了他，并表示愿意协助他逃脱。
然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选择逃往日本驻华使馆避难不同，谭嗣同却主动放弃了逃生的机会。
当梁启超劝他逃往日本时，谭嗣同坚决地回应道：‘我父亲在湖北任职，我怎能抛下一切逃走？我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
他知道，如果自己逃走，慈禧太后必定会迁怒于他的父亲。
为了保护父亲和家人，他宁愿选择留下，甚至希望通过自己的牺牲来唤醒国人的觉悟。
他从容地安排好自己的后事，
将手稿、书信等物品托付给一位可靠的人，请其转交给梁启超代为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