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更迭之间，总会难免生出混乱。新掌两江大权的陈济怀，自然深谙这个道理。
因此，保持稳定，平顺的渡过这个危机四伏的时期，被他定为现阶段执政的核心方针，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
在内政方面，为了尽量快速的平复民众，因这场变革而带来的恐慌，除了在上层做必要的废立以外，在中下层基本沿用了原来的一切。
更全面的改革，只有待大局相对安稳之后，再逐步的进行。
对于两江最高层面的治理，陈济怀暂时推行诸司三省体制，取代了大清原有的官署。
今后还准备在局面平稳后，陆续引入西方的议会参政等制度。
所谓诸司，是指在两江全域内，分管各领域事务的部门，相当于内阁各部。
包括，外务司，防务司，财务司，海关司，交通司，刑律司，农业司，工业司，贸易司，监察司，学政司，民政司，等等。
而三省，指的是两江治下的江苏省、安徽省和江西省，这三个省各自的行政事务管理，其下仍暂时沿用道、府或州和县的管理结构。
这个“三”字，并不是固定下来的，只是因为当下两江仅有这三个省，而已。
至于各级官员的任用，则是一件比较令陈济怀头疼的事情。
两江自治以后，出现了一大股人员迁出的潮流，包括官宦和民间两个层面。
在民间层面，普通百姓还好，在经过最初的，相对短时间的惶恐之后，随着安抚和淡忘，便渐渐适应了下来，依旧我行我素的，操持着生活。
但那些乡里的士绅们，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而这一类人群，也是长久以来，在华夏民间有着核心影响力的阶层。
虽然陈家经营江南日久，各种新鲜事物也推行过不少。在这些过程中，不断劝导或打压，已经使得两江的士绅阶层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还是有许多思想极其顽固守旧的，仍无法接受自治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外省或朝廷里的高官，有着家族上的关联。于是这些人，便选择了离开两江。
对于他们，陈济怀的态度是，放行。只要他们不裹挟，不制造混乱，就由他们去。走了，反倒比留下来阻挠新政，或暗中搞破坏要好。
相比民间的人员流失，官吏的外流，就比较令人惋惜了。
在原有的数量庞大的两江官吏中，不论开明还是守旧，很多人还是更看重自己的顶戴，和功名仕途。
两江自治以后，这些官宦们不可避免的，将从此脱离大清的官僚体制，这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难以接受的。因此纷纷选择离开。
这些人员的流失，特别是中下层官员，可以说对两江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然而这却是清廷最高兴看到的。
朝廷对此一面幸灾乐祸，一面推波助澜。放出话来，说只要有人离开两江，朝廷一定给予优议，还会为其安排新的实缺，甚至是肥缺。
清廷所承诺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另当别论。但确实鼓动了很多人，也给陈济怀添来更多的麻烦。
为了尽量降低不利影响，他只得采取两手对策。
一面是选派提拔了一大批新人，特别是从商行等新事业中抽调的人员，让他们先至少能临时顶上空缺。但这需要时间，更是人才难觅。
于是陈济怀又下令，尽量对原有官吏进行劝说挽留，甚至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让他们哪怕是暂留一段时日，待过渡后再予放行。
总之，革新是不易的。实行自治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式的变革，更是隐含着无数想象不到的困难。
内政上是如此，在外交上陈济怀更是小心谨慎。
在大清国，两江地区特别是上海，是所有与大清有往来关系的洋人，最看重的地方。如今这里突然自治了，难免会带来很多额外的关注。
为了在初起时，能尽量保持一个安稳且友好的外部环境，陈济怀决定暂时在两江域内，继续遵守大清与外国已签订的条约。
等将来稳定下来后，再逐步寻求改换新约，争取废除那些不利的条款。
如此消息一出，确实收到效果。绝大多数的国家，见自身利益未受影响，就很顺利的接受了两江自治。
还都表达了祝贺，希望以此为机遇加强合作。
当然，那些以前就同两江单独订过约章的国家，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比如日本。
前面曾提过，日本对两江自治的感受，是比较复杂的。
日本在十年前，于台湾惨败于陈家之手，同时还彻底失去了对琉球的控制。其国内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后来日本向陈家和琉球，寻求了和解。解除了来自这个方向上的威胁，可以集中精力转向别处。
日本接着便迫使朝鲜向其开放，并持续不断的进行渗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