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94]随着商业的发展，形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 [95]。
清《盛世滋生图》
金融
高利贷典当业的发展：康、雍、乾三朝时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业十分活跃。其计息方法，有以年计的，有月计的有以日计的而以月计者为名数。利息多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两银子，月息三分或五分。虽有低于三分者，但很少，有的高达九分，还有加一（10%）加二（20%）加三（30%）者。据不完全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共有7355家当铺乾隆十八年（1753年）猛增至家，增加了将近一倍半。 [263]其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反映了这一时期高利贷典当业的发展相当迅速。还有一种特殊的高利贷，即清廷的生息银两，由国库拨出一定数量的银两交内务府或各镇、各省营运，以获得的利息解决低层官员的经济困难等。这种生息银两始于康熙朝，至乾隆朝则逐步收缩，嘉庆年间再度活跃，直至鸦片战争后仍然存在。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亲自批准借给两淮盐商100万银两年息为10%。 [264]雍正元年（1723年）拨出90万银两生息，月息“按一分生息”。 [265]这种生息银两与民间的高利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利息稍低一些而已。其月息为一分至三分不等，以一分、二分为多数。清廷将生息银两投放市场，扩大了高利贷资金和高利贷市场，推动了高利贷业的发展。
印局、钱庄和账局的出现：随着高利贷业的发展，一种专门经营高利贷的信用组织——印局出现了。约在明天启年间，北京已有关于印局的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两江地区已出现专放高利贷的组织印局。清代中期以后，各主要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印局。其利息较一般高利贷要高，多在月息三分至六分。明代晚期，白银与铜钱并用，因而出现了经营兑换业务的信用组织，开始是摆摊，称钱桌或钱摊，后来出现以门面经营，称钱庄、钱铺兑店。到清代，钱庄的职能逐渐扩大，除兑换业务外，还经营放债与存款钱庄盛行于江南，以汉口、上海为中心，绍兴帮的势力最强。与钱庄职能似的信用组织北方称之为“账局”。第一个账局是山西商人王廷荣出资金千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山西商人在北京、张家口经营的账局最多，仅北京城鸦片战争前就有百余家账局，本银在一千数百万两。账局的借款对象，一为工商店铺，二为印局、典铺、钱铺，三为官吏和蒙古贵族。它为工商业融通资本，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266]
票号的出现：虽然明代民间已有“会票”即汇票一类流通，但经营汇兑业务的信用组织票号的出现是在清代。由于票号多掌握在山西商人手里，因此又称“山西票号”。山西票号的分号，分布在全国90多个城镇，有400多庄，当时号称“汇通天下”。在银行出现以前，“全恃此以为汇兑”。票号的利息，存款一般为月息三至四厘，放款为月息七至八厘，较低的为五厘，较高的为一分。其服务对象为钱庄、当铺和一般的工商业者，并对清廷提供信用，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从票号资金来源、服务对象及其职能来看，基本上仍属于封建主义的生息资本，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长途贩运和大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性市场的出现，也为近代银行的出现，从人才、管理制度和经验的积累方面，提供了条件。 [266]
日升昌票号发行的凭票
货币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银两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了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5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 [96]
赋役
主词条：丁银、固定丁银、摊丁入亩、废除匠籍、养廉银、耗羡归公、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出旗为民
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赋役制度，尽管屡经调整，但由于积弊已久，仍十分繁杂而混乱。康熙五十一年（1712），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97]，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丁，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雍正元年（1723）直隶总督李维钧请求将丁银摊入田粮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许。以雍正元年逐步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赋税不均的情况，有利于调动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