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滉《五牛图》
阎立本《步辇图》（被认为是宋朝摹本）
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卷》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
（绘画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106]）
壁画、雕塑
唐代壁画事业特别发达，现存敦煌壁画全部排列起来可长达25公里。以图像形式阐明一些佛经思想内容的“经变画”构图复杂、富丽堂皇。 [198]
唐代雕塑比前代更细腻生动。唐太宗陵前的石雕昭陵六骏，是闻名世界的石刻精品；龙门石窟卢舍那佛造像丰满圆润、庄严慈祥，高达17.4米，耳长即近2米；敦煌石窟存隋唐塑像近五百躯，形象柔和生动；四川乐山大佛也令人赞叹。墓葬出土的各类陶俑三彩俑与石刻画极大丰富了人们对隋唐雕刻艺术的认识。 [198]
飒露紫
青骓
拳毛騧
什伐赤
特勒骠
白蹄乌
书法
主词条：唐代书法
唐朝书法
初唐书法多学王羲之，以虞世南水平最高，其楷书字体柔圆；欧阳询吸收北方书法风格，楷书笔力严整，自成一体，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二人与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盛唐时笔意渐肥。颜真卿一扫“肥俗”之弊，笔法遒劲、方正浑厚，影响深远。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晚唐书法名家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颜柳二人的书法被称为“颜筋柳骨”，其风格影响后世，分别形成了“颜体”与“柳体”。此外怀素、张旭的草书也很有名。后世在敦煌发现的几万件经卷，多为“经生”抄录；墓葬出土的几下方墓志出自众多书手刻工。这些发现是隋唐书法水平及其普及的最好见证。 [198]
史学
唐以前，纪传体正史多由私家修撰。从唐朝开始，朝廷设立史馆，置史官专修史书，而以宰相总监 [198]。中国“二十四史”中有八种为唐人所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官修；《南史》《北史》则为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所编着。这些史书虽还保存浓厚的世族家谱的形式，但对于3、4世纪之交到7世纪初约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复杂混乱的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后代研究这一段历史有了基本的线索 [180]。唐朝史官还负责修撰当代史的“国史”，曾先后递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肃宗一百四十余年的“国史”一百余卷。这种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各朝所效法。 [198]
杜佑《通典》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着作《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作了全面总结。他在书中强调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张据实“直书”，反对“掩恶”和“虚美”。书中讨论了各种体裁史书的得失，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另外，他还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这些卓见对后世史学有很大影响。唐代后期的宰相杜佑则着有《通典》200卷，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开创了政书体通史的新体裁。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从制度上总结历史中的治乱经验，以消除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弊端。杜佑认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将《食货》作为《通典》首篇，这是很有见地的。在《通典》影响下，后世出现了《通志》《文献通考》等政书体通史系列着作。 [198]
宗教
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立”过渡至“三教合一”的时期。 [230]
道教
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唐朝大多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为突出，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全国道观总计1687所。当时道教有上清派、楼观派、正一派、灵宝派等，各有不少经戒符篆传世。这些派别在相互融合中推进了道教教义学说和仪轨制度的建立 [84]。当时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及张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黄白术”，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练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有的道士讲求符策、辟谷、导引之术，并以此受到统治者的宠遇。 [231]
佛教
西行的玄奘法师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唐太宗时，玄奘去天竺取经，带回许多佛教经典，并译成汉文。由于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接触，所以佛教和佛学在中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十三宗派中的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84]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