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唐达常说的一句话。
得唐达鼎力支持，又有徐闻为依托的官方背景，四海商会开始迅速扩张。
按照徐闻的规划，唐达的有力执行，四海商会并非只做一两种生意，而是深入各行各业。
海贸、盐铁、酒坊、丝绸、瓷器、驿站、仓储、马匹运输、纸墨印刷、甚至水师船坞建造，都能看到四海商会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只是“大明商会”，而是一个真正“跨国”结构的联合体。
在朝廷强势的外交支撑下，四海商会在朝鲜、日本、安南、琉球、爪哇、吕宋、暹罗、印度洋各港口。
甚至阿拉伯商路上都设有分会，常驻使节与本地中介人员。
西方的葡萄牙人称其为“东方商界的帝国之眼”。
唐达出任总会长，操持着诺大的商会，几十年如一日。
也只有他这等精明的商人，能控制好这么一个大摊子，做大做强，越来越好。
四海商会其下分东南、中原、西南、漠北四大区域，每区下设若干分会。
京师分部最为核心，由周青掌舵，负责与朝廷及内阁的直接对接。
而四海商会最具传奇色彩的制度变革，便是“股东大会”的创设。
起初，商会收益归于核心成员与军方，但随着商会影响日增，徐闻提出设立“股东结构”，吸纳皇室、藩王及重臣入股，年终分红。
这一举措，既增强商会安全性，又保障皇族对其依赖与扶持。
其中，皇室持股四成，由内务府代管；
徐闻自持三成，唐家占一成；
藩王及勋贵亦各持若干；
每年冬至前后，商会在京召开股东大会，由唐达主持，诸股东代表共商财政计划、远洋路线、物资采购与政治协调。
当年朱棣北征漠北两次，皆为大军深入千里荒原，而非草草收兵。
彼时朝廷财政一度告急，粮草筹措更显困难。
正是四海商会调动沿海八大盐庄与漕运水道，于三十日内集齐五十万石粮米、万匹战马，分批送至居庸关外，确保大军如期推进。
此役之后，朱棣私下称徐闻为“后勤诸葛”，称四海商会为“帝国第二粮仓”。
也正是因此，商会获得朝廷极高容忍度，甚至有“不纳商税”的特权。
其内部设有自己的护商卫队，由退伍老兵组成，人数上千，武装精良。
四海商会也承担了极大的外交作用。
若海外藩属国出现动乱，或有盗寇劫船，往往非由兵部出面，而是商会先派代表“谈判”或“打点”。
他们游走于刀锋与银两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些年，随着唐达年事渐高，周青在京师分部事务中逐渐承担更多责任。
而唐达之孙唐进，也已接受训练、准备接班。
商会高层在变，但根基未动，风骨尚在。
徐闻虽年迈，却仍不时参与商会大计，尤其在海外通商、海盗围剿与航路规划方面，仍由他拍板定案。
朝中有人讥讽他“身居王爵而玩商贾之道”。
但皇帝却笑称：“越王掌一国财富，胜掌十万雄兵。”
如今的四海商会，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大明国力的一部分。
它是商人的庇护所，是远航者的靠山，是朝廷的后盾，更是连接四海的黄金命脉。
后人评价其为：“以一人之识，创万人之利；以一国之商，汇四海之财。”
这便是四海商会，一座属于大明盛世的财富灯塔。
如今，四海商会最大的功臣唐达，斯人已逝。
徐闻望着厅前空椅，只觉胸中一阵剧痛，像是失去了一个半生战场上最可靠的战友。
厅中众人，无不唏嘘感叹。
“唐达的丧事，务必风光大办！”
徐闻只说了一句，便不再多言。
不久后，唐达嫡孙唐进入京，前来拜谒。
越王府正堂。
唐进身穿素色长袍，神情恭敬地行大礼：“孙唐进，奉祖命，接任四海商会总会长一职，特来拜见王爷，感恩旧谊。”
徐闻仔细打量这位中年后辈，见其神态温文，语气诚挚，不禁点头。
“你祖父的风骨，多少在你身上还能看到一点，好好干，四海商会不是谁家的铺子，是大明与海外往来的桥梁，你背负的不只是唐家，还有整个大明的名誉。”
唐进一拜到底，郑重道：“谨遵王爷教诲！”
近些年，越王府内也少不了这样的场景。
那些昔日并肩作战、共谋天下的老友旧臣，一个个先后离世。
他们的子孙后代，每每在适当年节或拜职上任前，都会先来拜谒越王。
周会来、郑耀先、韩克忠、王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