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满是“市场经济”“下海”这样的新鲜词。顾从清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张全省地图，边角已经被手指摩挲得发毛，上面用红笔圈着一个个待开发的园区和乡镇。

    要为江省引来能落地的厂子，他知道光靠文件不行。那些天，他总在下班后拨通长途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常是滋滋的电流声。“老周，你那服装加工厂在南方不是嫌地租贵吗？咱江省这边刚划了块工业园，地价便宜，工人也好找，我让县里给你留着最好的地块。”“小王，还记得当年在学校你总说要搞个食品厂不？咱老家那片的水蜜桃、杨梅多好，加工成罐头准能卖上价，政策上的事，我帮你盯着。”

    电话那头的朋友、同学，不少是早年“下海”的，有的在深圳、广州摸爬滚打了几年，正想往内地扩。顾从清从不端架子，每次有人带着考察团来，他都骑着那辆半旧的自行车陪着转——去开发区看刚平整好的土地，土路上还留着推土机的辙印；到乡镇企业的老厂房里，看工人踩着老式缝纫机赶订单；蹲在田埂上跟老农聊今年的收成，盘算着农产品加工的门道。

    那会儿“创业”还是个新鲜词，不少人心里犯嘀咕：“没铁饭碗，能行吗？”顾从清就在大会小会上讲：“改革就是要让想干事的人有奔头！”他让人把县里的旧仓库腾出来，刷上白墙，挂块“创业园地”的牌子，给那些揣着点子的年轻人免房租；又跟银行打招呼，对实在的项目放宽贷款门槛，“哪怕是个小修理铺、小作坊，只要能解决就业、能挣钱，就该支持。”

    有次去苏南的小镇调研，见个年轻人守着台二手打字机，在供销社门口帮人打材料，顾从清蹲下来看了半晌，问他：“想不想再添两台机器，招两个徒弟？”年轻人红着脸说：“怕赔。”他拍着对方的肩膀笑：“赔了咱总结经验，成了就是条路！需要啥手续，让镇政府帮你跑。”

    那年头，招商引资没有现成的章法，全靠一股子闯劲和实在。顾从清的通讯录越记越厚，有的页角折了又展，记着“某厂长爱吃辣，下次吃饭备瓶辣椒酱”“某老板的父亲在老家种茶，可对接茶叶合作社”。他总说：“人家来投资，是看咱江省的人实在、地有潜力，咱不能让人寒心。”

    1993年的招商引资，还带着点“摸着石头过河”的生猛劲儿，很多门道藏在人脉和层级里。顾从清不是没想过把担子分给各市市长——他们熟悉本地的水土人情，跑起具体事务来更顺手。但他心里清楚，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那会儿的市场，信息还不灵通，优质的投资资源像捂在兜里的宝贝，不是谁都能摸到。市长们管着一市的民生，日常事务堆成山，能接触到的圈子，多是省内或周边的企业；可那些手里攥着大笔资金、想往内地扩张的沿海老板，或是带着技术想来华设厂的外商，往往只认更高层级的对接。就像有回，苏南一个市想引进一家电子元件厂，市长带着人跑了三趟广州，对方老板总说“再考虑考虑”，直到顾从清借着去深圳开会的机会见了那位老板，聊了江省的区位优势和省里能给的配套政策，对方才松了口：“省里能拍板，我们才敢把家安在这儿。”

    更现实的是，那会儿各地都在抢项目，光靠政策优惠还不够，得有“能定心”的保障。比如有个台商想在江边建个造船厂，担心航道审批、电力供应这些“跨市跨部门”的事，市里拍胸脯保证也没用——他信不过“层级不够”的承诺。顾从清亲自带着交通、电力的负责人去谈，在会议室里当场画了流程图：“三个月内，航道清淤、变电站扩容，少一个环节，你找我。”这才把项目定下来。

    顾从清常跟下面的干部说：“不是你们没本事，是有些门，得站在更高的地方才能敲开。”他的办公室里，总堆着各地报来的“项目清单”，哪个市适合搞纺织，哪个县能承接机械加工，他都记在心里。碰到合适的客商，就拿着清单上门“推销”，用副省长的身份给对方吃“定心丸”：“江省的营商环境，我替你们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