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如山倒下。
团长亲自找三人谈话，语气前所未有地严厉：“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吗？高层正在推进‘全域一体化指挥体系’建设，这时候搞出一套独立系统，等于在主干道旁边挖沟修路！就算初衷好，也会被人说成破坏统一部署！”
“我们不是另起炉灶。”陈安安直视着他，“我们是在主干道塌方时，修一条临时便道。难道等桥梁重建完成，才允许伤员送医？”
“道理我懂。”团长叹了口气，“可政治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们每前进一步，就会有人觉得自己的权力被挑战，地位被动摇。现在不止师里有人盯着你们，连总部都有声音，说要拿你们当典型处理，杀鸡儆猴。”
“那就让他们杀。”赵卫红冷冷道，“可杀完之后，请他们回答一个问题：下次战场断网，谁来救命？”
会议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六连收到正式通知：“纠察小队”即日起解散，相关活动全部终止；赵卫红调任后勤仓库助理员，陈安安转岗至图书档案室，卫红红安排参与文职轮训，三个月内不得返回原岗位。
命令下达那一刻，整个连队鸦雀无声。
当晚，学习室空荡荡的，桌椅整齐排列，仿佛从未有人在此彻夜奋战。只有窗台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
**“你们可以撤我们的职，但撤不了我们走过的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反击，才刚刚开始。
三天后，一场名为“全军信息化骨干技能比武”的竞赛在华北某训练基地拉开帷幕。参赛者均为各部队推荐的技术尖子，科目涵盖通信组网、应急抢修、抗干扰调度等六大类。
比赛进行到第三天，突发状况出现：导演部宣布启动“极端环境模拟”环节??所有参赛队伍被切断与指挥中心的常规联络，GPS信号屏蔽，无线电频道遭高强度干扰，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重建最低限度通信网络，否则判定任务失败。
多数队伍措手不及，慌乱中尝试重启标准设备，却发现系统频繁死机、信号无法锁定。
唯有第七小组行动迅速。他们仅用两个小时便架设起一套简易跳频系统，使用自制天线和改装终端，成功实现跨区域短报文传输，并建立起三级中继架构，支撑起整个分队的态势共享。
裁判组震惊之余调取其设备记录，发现这套系统的底层协议竟与“星火”高度相似，甚至连身份验证机制都如出一辙。
“你们从哪学来的？”考官忍不住问。
带队战士敬礼答道：“报告首长，是我们连长教的。他说，真正的通信不怕干扰，因为它从来不在天上，而在人的手里。”
消息传回总部，高层震动。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半个月里，类似事件接连发生：
西部战区实兵演习中，一支侦察分队依靠“星火”衍生系统完成敌后渗透定位；
东部沿海反登陆演练，民兵通信组用低成本模块实现岸海联动；
甚至在一次国际联合军演中，外军观察员惊讶地发现，中方士兵竟能在电磁静默状态下通过灯光闪烁传递加密指令，效率远超预期。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张无形的网络正在生长。
那些曾参加过“深土”集训的骨干，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默默播撒技术火种。他们不张扬，不署名，不在文件中留下痕迹，却在每一次实战化训练中悄然改变结局。
终于，第四个月初，军委办公厅召开闭门会议。
会议纪要显示，经多位老将军提议、三位院士联名支持，决定启动“基层韧性通信能力建设试点工程”，首批遴选二十个单位开展“去中心化应急通信”专项试验，目标是构建“即使主系统崩溃，仍能维持指挥不断”的末端生存网络。
文件特别注明：“鼓励借鉴一线实践经验，吸收成熟可行的技术路径。”
没有人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对“星火”的正式认可。
几天后，一份新的调令下达：
赵卫红调任集团军作战保障处见习参谋，负责“战场末端通信可靠性研究”；
陈安安借调至国防科大信息工程系，参与“抗毁通信协议标准化制定”；
卫红红入选全军“士兵创新人才库”，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进修一年。
命令看似升迁，实则调离一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既给予肯定，又防止他们继续“搅动基层”。
但他们不在乎了。
出发前夜，三人再次聚在防空洞前。月光洒在地上，映出长长的影子。
“你说，他们会真正用‘星火’吗？”卫红红问。
“会。”陈安安笑了笑，“但不会叫这个名字。他们会把它拆成十几个模块，嵌进不同的项目里，改头换面，悄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