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各国纷纷派出使者，入远征军中寻找马超和朱媺娖，试图通过谈判手段，体面的结束这场毫无悬念的战争。
在边打边谈的过程中，经过代表们多轮激烈的讨价还价，欧洲各国与远征军最终达成和解。
他们同意全面停止战争，答应了远征军用银币和中华龙钞，购买瀛洲土地的要求。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围绕着土地性质划分与价格协商，双方展开了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
把巴拿马以北的广袤区域，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地理位置、资源分布等因素，被细致地分为七个等级。
远征军按照相对应的价格标准，以平方公里为计量单位，向各殖民国家支付银币。
就这样，在战争形势一片大好，胜利在望之时，马超与朱媺娖却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执意停止这场看似毫无悬念的征服战争。
为了实现和解，远征军共花费龙钞五百万元，银币二百万枚，金币十万枚。
朱媺娖还制定了货币兑换规则：一元中华龙钞可以兑换一枚银币，但中华龙钞只允许用于购买龙国、满洲国、瀛洲联邦共和国的商品，十年内不得直接进行银币兑换。
马超与朱媺娖如此急迫的结束战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缓解瀛洲联邦共和国的财政压力，避免陷入征战的泥潭，而造成军力的巨大消耗。
二是避免与这一时代的所有强国为敌，努力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往来，始终保持瀛洲国自由、开放、包容，防止被世界所孤立。
三是通过用中华龙钞购买土地，在换取和平得同时，也可以让中华龙钞走向世界，逐步成为世界货币的王者。
马超和朱媺娖要以经济和贸易的力量，为这个世界建立起更加稳固，更加先进持久的国际新秩序！
公元1658年十月一日，在遥远的瀛洲大陆上，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悄然展开，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也就此拉开帷幕。
瀛洲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马超凭借着其政治远见与领导才能，成为了首任大总统；朱媺娖，以其聪慧睿智和卓越的组织能力，荣任首任国会议长。
杨致远担任司法院大法官；赵四海执掌督察院检察长；徐小虎则成为了道德委员会委员长，五权机构就此诞生。
马超与朱媺娖在治国理念上，吸取了中华帝国和蒙古国积累的治国经验，对国家权力架构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将教育考试权统筹入道德委员会，使其管辖教育、考试、民俗、宗教、道德等事务，使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瀛洲联邦共和国的行政区设置独具特色，不再根据中央集权统治需要划分，而是根据山川河流进行划界。
全国共分设三十三个州，还有两个行政特区，分别是瀛洲东北部的华夏州特区，太平洋海岸的中华州特区。
这两个特区就宛如瀛洲大陆上的两颗明珠，一东一西，共同构成了国家的行政中心。
华夏州是行政权、司法权和检察权所在地；中华州则是立法权和道德委员会的所在地，形成了两个相互统一，又相互排斥的国家政治中心。
马超与朱媺娖这一独特的行政布局，其目的就是要防范于未然，用低效率政府来打破权力集中的困局。
他们深知，当五权集中在一地施政时，各权力机构就会在日常运作中，必然会相互影响、互通有无。
久而久之，权力边界将会逐渐模糊，五权官员们就有可能坐在一起把酒言欢，进而形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特权阶级。
而通过这种东西分置的方式，使不同权力机构之间，就会形成天然的物理阻隔，有效减少了权力过度交织的可能性，保障国家民主政治的可持续性。
对一个国家来说，效率低下并不会危及到百姓的生活，而高效率下的集权统治，才是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
瀛洲国的三十二个州，与联邦政府是上下同属关系，却被宪法赋予了高度的独立地位。
各州拥有独立的五权机构，州长和国会均由本州百姓选举产生，彻底摒弃了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的模式。
这种权力自下而上产生的方式，真正实现了百姓当家作主的思想，让权力不敢肆意妄为，只能向权力的来源负责。
各州可以依据自身的地理环境、资源多寡和社会发展状况，在国家宪法的框架内，自由的修改、设置、实施法案。
例如沿海州府，可以利用其便利的海运条件，制定出台鼓励海洋贸易与港口建设的法案；
而内陆农业州府，则可以出台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政策，充分发挥了各州的地域优势，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
朱媺娖在税收体系方面，构建起了三个互不统属的税收体系：
联邦政府主要征收关税、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