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华夏乃天下之中心，坐拥这世界上最为富饶的土地，盛产无数奇珍异宝。
这场家宴，很快就演变成为了朱媺娖的个人表演，包括崇祯在内的所有人，都对她口中的那片瀛洲大陆充满了好奇。
翌日辰时，帝国大厦内的五角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当朱媺娖步入会议大厅时，所有人都站起身，热烈的鼓掌欢迎。
朱媺娖快步走上中央位置的演讲台，抬手示意众人安静。她环顾会议大厅，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她都认识。
人群中还有之前被贺文渊囚禁的赵四海、黄得功、陈世良、汤若望等人。朱媺娖心中明白，是崇祯已经说服了这些守旧派官员。
她与支持新政的人员点头示意后，从机要秘书手中接过演讲稿，便开始了她的激情演讲：
“千百年来，华夏百姓皆期盼着明君贤相，渴望政府清廉；祈求着国泰民安，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安稳生活。
然而纵观华夏几千年历史，真正能称得上太平盛世的时间，屈指可数，不过寥寥几十年而已。
这就充分表明了，所谓的明君贤相实属凤毛麟角，国泰民安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廉洁奉公的政府，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通过人事改造才能实现。
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君主集权制度，只会滋生出官僚腐败的无耻政权，将天下百姓当作牛马肆意愚弄。
我在翻阅华夏历史时，看到的只有压迫、剥削、杀戮，以及那些表面冠冕堂皇，背后却藏着愚民、弄权、享乐的无耻行径。
从中究其原因，我发现主要有两点：
其一，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华夏文明最大的威胁。其破坏力之强大、伤害之惨烈，是任何自然灾害都无法比拟的。
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为何始终笼罩着战争、杀戮、奴役、掠夺、破坏的阴霾？根源就在于思想的单一与匮乏。
百姓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民主参政被禁止，民族内部缺乏仁爱精神，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依然是权力不受制约。
其二，权力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几千年来，权力被其拥有者刻意神秘化、宗教化、世俗化，炮制出了‘君权神授’的愚民思想。
他们拒绝百姓参与选举与代表的诉求，帝国被极少数食税者掌控，由他们来决定多数缴税者的命运，这是多么荒缪的政治体制。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在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框架下，任何一名官员，都不会提拔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下属。
对于官员而言，提拔下属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拓展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更好的进行集权统治。
那些拥有权力的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必然会讨好给予他权力的上官，不惜采用行贿、徇私、枉法等手段献媚。
有了行贿，就必然会滋生受贿、贪腐；有了徇私枉法，就必然会去压迫剥削大众百姓。
如此一来，帝国就不再是百姓的庇护所，反而沦为芸芸众生的敌人，被推翻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殊不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由芸芸众生缴税供养的天下，而非少数人肆意妄为的天下。
所以权力应该公有，财富应该私有。一切统治权力均来自于百姓，其职能也只能是服务于百姓。
倘若帝国内部的权力赋予，是通过百姓选举产生，那么权力以及拥有权力的官员，就会讨好并对帝国百姓负责，同时接受帝国百姓的监督。
官员便不敢有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的行为，更不会把权力当作贪赃枉法的资本，而是会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
华夏有句古话，叫作‘予者为尊’，这也就是说，掌握着给予能力的人，才会被接受权力的人尊重。
普通百姓之所以得不到权力的尊重，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是权力的来源，更不是掌握给予能力的人。
我与马超一南一北，倾尽所有奋斗十七年，才换来了以三民主义思想建国，用五权分治制度治国的大好局面，使得天下人心凝聚，良好政府得以建立。
自我们革命以来，亦有不少人反对抗拒，且多加以诽谤破坏。他们不明白革命为民的宗旨，还怀疑我们是在争权夺利。
为彰显我夫妻为国为民的宗旨，表明革命只为创建良好政府，我们在革命成功后毅然放弃了一切权力和殊荣，归隐民间去完成科技兴国计划。
可不曾想，短短十年时间，这场辛苦开启的新文化革命，就被千年儒家守旧思想所破坏，险些造成帝国的再次分崩离析。
十年间，帝国文化思想建设毫无建树，科技应用也无甚进步，百姓只是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却有少数人急欲恢复帝制。
但须知，帝国以民为主，国家人人皆有份，安定太平不容有失。
看来这废除帝制，就如同拆毁一间危房。然而新屋尚未完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