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全国十二岁以下少年儿童入学率，达到了四成，各地官府为了能完成教育计划，只要能认识千字文，就可以去学校里做教书先生，月俸最低三块银元。
一时间，不但读书人趋之若鹜，竟然还有很多贩夫走卒，为了能享受教师待遇，休息闲暇时间都纷纷拿起书本苦读，其中也有很多女子参与其中。
当年帝国钢铁、煤炭、农牧、商贸产值，基本恢复到了崇祯五年的水平，国家经济初步摆脱了赤贫状态。
天启三年，全国十二岁以下少年儿童入学率，达到了五成，校舍修建、教师招聘、学生餐饮，都因缺乏资金而很难再有突破。
朱由检以皇权名义，问责内阁不作为，没有按照《义务教育计划》要求落实，属于严重的渎职不作为。
内阁首辅贺文渊问责议会，指责议会没有快速完善、审议通过《国家税政法》，造成了国家税收总量，因为减免田税和丁税而造成的巨大亏空。
负责议会的杨致远，对于内阁的指责并不认可，很快就联合议员们展开了反击。
议会指责内阁，始终没有把地方税收和中央税收范围划分清楚，也没有把繁杂的税费种类合并，更没有组建起独立的税收机构。
母贤君作为国家大法官，本不应该参与皇权、政权、立法权之间的争执。
可他却因为众多新法案无法审核颁布，让他这位革命者一直在用《大明律》维持法院运行，这让母贤君的心中甚感不爽。
法院公开指责皇权责任心不强，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等帮靠”，却不懂得主动协调各方利益，发动民间资本解决问题。
指责行政权尸位素餐，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却还用封建专制思维考虑问题，没有迎合帝国各界的人心民意。
指责议会在诸多法律条文的审议过程中，掺杂了太多的私心杂念，只是代表了有权、有钱、有势者的利益，却唯独忽略了帝国七千万百姓的利益。
建国三年时间，议会始终没能审议通过《商业法》、《行政法》、《社会法》、《税政法》中的很多具体法律条文。
最后他还将指责的矛头指向了检察权，怒斥李若琏和赵四海混吃等死，只知道躲在都察院里接受百姓举报，就连一点点最基本的担当都没有。
母贤君的斥责，当即就引起了李若琏和赵四海的强有力反击，一股脑抛出了关于皇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一千四百六十七件受贿案。
一时间，帝国内部乱成一团，五权之间相互指责谩骂，甚至李若琏、贺文渊、母贤君三人，因为不肯妥协合作，还接受了议会的不信任投票。
马超和朱媺娖在得知这些消息后，竟然都是笑容满面，再次叮嘱杜英杰和曹变蛟安分守己，停止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不再听取帝国的任何政治斗争消息。
当然，这只是他们不想被烦人的国政打扰，不想听谁向他们汇报工作，但关系到国家稳定的大事件，他们还是很愿意听取汇报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水泥在济南专科学院研发成功，混凝土技术被快速完善；
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发电机、第一台变压器、第一部电话、第一台电动机在上海科技大学研制成功。
但这些跨时代的电力技术革新，都还只局限于实验室内，因为缺乏配件供应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很难投入量产。
天启四年，全国十二岁以下少年儿童的入学率，依旧没能按照既定计划达到七成。
各地的幼稚园、小学、中学校舍修建工程，纷纷因资金短缺而停滞；教师的福利待遇无法落实到位，甚至还出现了教师罢课抗议。
在校学生的餐饮、住宿方面更是惨不忍睹，简陋的住宿环境和餐食供应，已经影响到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赵大龙身为工程建设部部长，看着马超当年精心制定的《义务教育计划》未能得到落实，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
他就在当年的大朝会上，竟然毫无顾忌的向着朱由检火力全开，大声呵斥道：
“你这位所谓的皇帝，简直就是个酒囊饭袋！不过是负责一个教育权，就天天为了那点银子愁眉苦脸，白白浪费了天下人对你寄予的信任。”
赵大龙这一番口无遮拦的当众痛斥，就犹如一记重锤，把朱由检骂得面红耳赤，只能掩面匆匆离去。
而现场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个个噤若寒蝉，无一人敢出言表态，这场本应庄重严肃、讨论国之大事的大朝会，仅仅进行了一个小时，便在这般尴尬的氛围中草草结束。
虽说赵大龙的行为显得十分莽撞，可细细究来，他却并没有违反大朝会的相关规定。
再加上他是马超建国时的肱骨之臣，为帝国立下过赫赫战功，有着不可忽视的威信地位，因此也就没有人敢对他过多指责。
后来贺文渊代表内阁郑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