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本质就是交换和妥协。中央集权的加强，一方面通过君王和历朝历代强制进行，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利益交换。秦朝县级以下的亭乡官员是在体制内的官员，任命历朝历代小吏出身的官员也确实可以入朝为官，以唐朝名相狄仁杰为例，刚开始出任的是吏职，后来通过非正规手套入职成为正式官员，并且留下很好的名气。
而在权力集中化的明清两代后期开始，吏员逐步沦为下九流，可以世袭，但是基本上很难往上晋升。地方的行政主官没有当地吏员和乡绅的配合，政令出不了县城，这就是利益置换。
早期我不得不通过加强个人权威官方文件中提出英明神武的赵宇皇帝陛下收归这些通过利益置换交给地方的权利，重新收归中央，然后逐步进行反个人化的运动，这是特殊时期的特定历史政治体系。
任何制度的事情要充分考虑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是否允许该制度的落户以及基本条件。
以那个世界被戏称为穿越者的新朝为例。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因为在百年之后，新时代得以运营，所以有人戏称他是穿越过去的人。顺然这个说法大概率是假的，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东西，一个政策的好坏，它是要取决于时代背景和基调是否支撑的。这个政策的落户和实践。
在我这个时期的官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理念基础，一个政策的落地不是中央一句话执行说呃哪哪哪制度好好，然后各级政府轮流下发，把这个政策落户到实地，现实不是游戏。
政策的落地是要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基础的背调工作，只有了解到实际情况，才能做出合理和准确的判断。
不同时期，不同的制度会有不同的评价。以科举制为例，唐宋时期，它是具有进步性和先进思想，废除门阀制度具有重要贡献。但到明清时代，由于固化和需要，就变成封建的，落后的制度体系。
因此，不要取决于一个制度的神话，也就是一个制度，就可以排除万难。任何问题依靠，一个制度就可以解决，这是要不得的。我这时期实行的一些政策是基于现实和基本情况的考量，在这一时期是进步的，有用的。但在百年之后，我未必了，你们要结合你们的情况，合理做出改变，不要搞出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荒谬论点？
李振峰，这个小子在你们那个时代应该也算小有名气，他是具有牺牲思想的第一代独立人物。
他是司法独立的推崇者，论文是论司法独立之必要性。毕业之后没有加入皇家律政署或者是官办的律政机构，这是比较难得的。他所处的时期刚好是人治转向法治的特殊时代，人治残余尚未完全消解。客观上来讲，作为律政工作者，也就是讼师。其实没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因此需要皇家律政所或者是官办的律政机构作为背书，让他们有饭吃，有发挥空间，但不可避免的，因此也要打上政治标签。
这小子是生错了时代，如果出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他可能会迎来更好的时代，但就这个时代而言，他必将沦为牺牲品，他自己也有这个觉悟。
司法独立体系近代化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由于特殊原因，我选择的是稳定式革命，而非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执行革命。因此，这个时期比较漫长，在这一时期，司法系统尚未完全建设完毕，或者说还没有完成从理论实践到思维三个层级的转变。
官方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司法体系，而是依靠单纯的行政命令三件大案。许明君案，王苏案和企管部案。是重要转折点。
江南国资系统改革在你们后世应该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方面是中枢部门的制度性断奶。一直在强调君主立宪制，本质上是从个人信誉倍数到制度倍数的特殊性质改革，这也意味着中枢部门将掌握基权实权要求。在无皇帝指导下，可以自主判断处理国家重大事务。这只是一个考验，考验中枢部门是否能够在没有英明指导下完成体制性改革和重大国策部署调整。
第二方面就是民众力量的崛起，客观上来讲，历朝历代由于统治安稳，传统的政治时代是搞愚民顺民政策。因此，虽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传统思想作为政治砝码，各阶层在剥削时会留有余地，不至于剥削过度，引发暴动。
近代化改革不同于传统改革，圣平新政，不同于传统的制度转变，就是开启了民智性改革。通过大量的产业置办和核心产业，吸收普通民众作为得利者，工人体系和集中式教育，不知道百年后的评价。但在这一时期，是肯定是进步的。
集中式教育虽然有填鸭式教育的风险，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本质上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与传统教育融合，形成基础，动员力量和储备量，加上工人是历代中外革命的核心骨干力量，因此培养了大量的骨干。
因此，江南国资改革本质上是让普通民众从依靠上面封上，也就是一希望能有明君啊，清官啊，好官啊，变成自己去争取本质上呢，是非常的具有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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