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账确确实实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新账是正在流脓的伤口。只汇报老账，安全，但于现状无补。碰新账，危险，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点事情。
年轻气盛的血在血管里奔涌。他想起自己来砖窑厂报到不是来镀金，不是来混资历。
如果因为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只是把一堆故纸旧账整理上报，然后安心当个“传声筒”，那和自己曾经暗自不满的那些庸官、太平官，又有什么区别？
他走回办公桌前，慢慢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拧开钢笔，吸满墨水，在扉页上，用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下：
“关于砖窑总厂外部应收款项（含历史及近期）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与思考”
然后，他翻到下一页，开始飞快地列下提纲，思路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坚定：
第一、 砖窑总厂应收款项总体状况及对生产经营的严重影响
第二、 历史遗留欠款（1978年以前）专项分析
就按欠款单位性质分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乡镇等）
黄子修写得很投入，完全沉浸了进去。窗外的光线渐渐西斜，办公室暗了下来，他起身拉亮电灯，继续翻看着账本伏案疾书。偶尔停下来，点上一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出来的烟，狠狠吸上两口，盯着虚空中某个点凝神思索片刻，又在纸上刷刷地添上几笔。
那些陈旧的欠条仿佛都在他眼前飞舞，至于这份报告递上去，会引发什么，会触动谁，会不会真的如陆东坡所警告的那样，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此刻的黄子修，不愿意，或者说，是刻意强迫自己不去深想。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就在黄子修沉浸在报告构思中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请进。”黄子修头也没抬，以为是厂里哪个干部。
门被推开一条缝，一个穿着蓝色粗布工装、头上包着块旧头巾的王娟怯生生地探进半个身子。她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脸色黄瘦，眼睛红肿着，眼神里充满了惶恐和一丝的期盼。
“黄书记？”王娟的声音很小，带着乡下口音，还有些发抖。
黄子修抬起头：“哎，你是孙家恩的家属？”黄子修回忆了一下，就道：“你是王娟是吧！”
黄子修有些意外，厂长王铁军已经打了招呼，不让孙家恩的家属到厂里来。
王娟看似担惊受怕，快速闪身进来，又反手轻轻把门掩上，但没关严，又折返回去把门关上。
这才走到办公桌前两三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
“黄书记，我又来打扰您了。”这王娟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孙家恩，您又帮忙找了吗”
黄子修倒不是没有找，而是趁着到一线熟悉情况的机会，来回找了几遍，砖窑总厂的面积不小，占地上百亩，大大小小的窑和车间不少，但确实没有人。
“你先别哭，先坐。”他连忙绕过桌子，想请这王娟到沙发上坐。
王娟却连连摆手，不肯坐，只是用袖子胡乱抹着眼泪：“不坐了，不坐了，黄书记，俺就说几句话，说完就走……俺怕被人看见，耽误你。”
黄子修看她这副惊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放柔了声音：“同志，你别怕，这是书记办公室，没人敢把你怎么样。你先坐下，慢慢说。”
他坚持把王娟让到沙发上，又给她倒了杯热水。
王娟双手捧着温热的水杯，像抓住一点依靠，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些，但眼泪还是止不住。“黄书记，俺知道你是新来的领导，是县委派来的，俺……俺也是实在没法子了，才壮着胆子来找你。”
“同志，人我确实找了，但厂里确实没有，我也问了几个工人，大家也没见，您想这么个厂，说大是大，但说小也就这么点地方，我把能翻的地方都翻了！家里，家里又找了吗？”黄子修在她对面坐下，关切地问。
王娟摇摇头，眼泪又涌出来：“没有，亲戚朋友那儿一点信儿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都多少天了。俺去城关镇派出所，跑了不下十几趟。头几次，邓所长还见见俺，后来就躲着不见，让底下人说还在查。再后来，就直接说，人可能去南方打工了，让俺别找了……”
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可俺家那口子，俺自己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家里有老有小，他工作也干得好好的，怎么会一声不吭就跑南方去？他走之前那几天，天天唉声叹气，睡不着觉，说……说厂里账不对，说有人要整他……还，还让俺把家里攒的几百块钱藏好……”
黄子修的心揪紧了：“他说有人要整他？说谁了吗？”
王娟茫然地摇头：“他没明说，就说……得罪人了。有一天晚上回来，脸都是白的，手冰凉。俺问他，他只说，以后不管谁问，都说不知道厂里的事……再后来，他就不见了。”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黄子修：“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