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着，心里多了一份启示，是啊，为什么不带着尸体来。不在他们手里？
“你的意思是他们手里没有尸体？不对吧，桑塔纳里不是有一个，难道没交给他们？”
吕连群道：“李书记啊，这个肯定交给他们了嘛！”
我心里那点疑惑越来越重。马广德的死，太蹊跷了。车祸，烧得面目全非，身份靠半张身份证辨认。家属哭天抢地，抬棺材闹事，却是口空棺材。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隐情？但尸体，尸体横在那里就打断了所有的思路。
“连群，马广才的案子，要抓紧。”我坐回椅子上，“他是突破口。只要能撬开他的嘴，很多事就能查清楚。”
吕连群苦笑：“李书记，这个我知道。孟伟江他们一直在审，但进展不大。马广才知道马广德死了，很多事死无对证，所以咬死不松口。他偷棉花的事，人赃俱获，他只认这一次，也说自己第一次干，工人嘛我们也问了，今年以来棉纺厂也基本上半停产状态，不少都是临时拉来打零工的，有几个常客，但显然有了准备，问什么都说是第一次，最为关键的。但问到以前的，问到马广德，问到棉纺厂的账，他就装傻，说自己就是个跑运输的，什么都不知道。”
“态度怎么样？”
“刚开始很硬，后来听说马广德死了，情绪低落，但嘴更紧了。他知道，马广德一死，很多事就断了线。就拿偷棉花来说，虽然查实他从棉纺厂运输车上偷，但只能认定这一次。以前的，他说没有，我们没证据。”
我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这确实是难题。办案要讲证据，没有证据，再大的嫌疑也是白搭。马广德死了，很多线索就断了。马广才咬死不开口，案子就僵在那里。
“不过李书记，”吕连群忽然说，“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
“你说。”
“马广德家里搜出那些钱，两三百万。可马广才偷棉花，就算干了几年，能挣这么多？我算过账，一辆车一次偷个几百斤，一年下来金额不小。他干了三四年，撑死了百十万。可马广德家里有两百万。这钱哪来的？”
我心头一动。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你的意思也是，马广才手里应该还有钱？”我问。
“按常理推断，应该是。”吕连群说，“兄弟俩合伙搞钱，不可能全放在一个人手里。马广德是厂长，负责安排车、打掩护；马广才是运输队长，负责具体操作。挣了钱，怎么也得对半分。可现在马广德家里搜出两百万，马广才那边一点没搜到。这不合理。”
他又摸出烟来，继续说：“除非马广才把钱藏起来了，或者……转移了。可我们查了他所有账户，查了他家，都没发现大额资金。”
我想了想，说：“你说的有道理啊，马广德家里那两百万，肯定不全是从棉花上来的。”我说，“棉纺厂这些年，进原料、卖产品、搞基建，有多少环节？马广德当了这么多年厂长，要捞钱，路子多了去了。棉花只是一条线。”
吕连群眼睛一亮：“李书记，您是说……他俩各整各的。”
“我是说，马广才偷棉花，马广德在厂里搞别的。”我缓缓说，“两条线，各挣各的钱。所以马广德家里有钱，马广才手里也应该有钱。可现在马广才手里没钱，只有一个可能：他把钱藏得太深，我们没找到。如今啊，他清楚，马广德一死，这事就不好再往下查了。这个时候，他肯定坚决不认，认的多了，最后人财两空不说，还会牢底坐穿的。”
吕连群沉思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李书记，知道了，深挖细查吧。”
“所以案子不能急。”我说，“要慢慢挖。马广才现在是唯一知情人，撬开他的嘴是关键。但他也知道自己是关键，所以更不会轻易开口。”
“我明白了。”吕连群说，“回去我跟孟伟江说，调整审讯思路。必要时候，能不能上手段？”
吕连群问了这话，才觉得这事不能够请示，马上说道：“李书记，我知道怎么办了，您放心，这事我去办！”
我又嘱咐道：“对了，放人的事，你亲自去办。见了刘翠，可以透个话，就说方主席来说情了，县委考虑到实际情况，从轻处理罚款五千。这话怎么说，你把握分寸。”
吕连群领会了：“李书记，我懂。既让她知道方主席出了力，也让她知道县委的底线。罚款的事，我会让孟伟江按规定办，该多少是多少，一分不能少。”
“好，你去吧。”我摆摆手。
砖窑总厂厂长办公室的窗户关着，王铁军人胖，所以怕热，屋里开着电扇，王铁军穿着件汗衫，坐在办公桌后面。
桌子是七十年代的老式三屉桌，上面放着算盘和电话，别无他物。
副厂长刘刚和办公室主任魏从军坐在对面，两人都没说话。
刘刚五十出头，瘦高个，是砖窑厂的老人，跟了王铁军十几年。魏从军年轻些，三十不到，中专毕业分到厂里，在办公室干了七八年，人活络，会办事，两人都是王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