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全部摊开了自己的笔记本，做好了记录准备。
“第一，队伍稳定是前提！超英同志提出的‘四大班子分包到人’，是非常时期的关键举措！必须马上落实，名单明天就分下去！哪个领导包干的人再闹事、再点火，就追究包干领导的责任！嘉明同志，公安局要强化情报收集和现场控制，对那些不听劝阻、蓄意破坏划转现场、制造社会混乱的害群之马，要露头就打，决不手软！确保划转风平浪静，确保岁末年初全县大局稳定，确保‘两会’顺利召开！这是底线！”
“第二，资产划转稳定是核心！李勃同志！”我目光如炬，再次钉在面无人色的劳动人事局局长身上，“时间就是命令！刘县长给你一周，我看，必须再提前！五天！最多五天！124人，特别是那30个人的名册，必须摆到我的桌面上！姓名、年龄、住址、安置费金额、进公司的名义、程序、经手人…一个都不能少！关键是钱！他们花的钱，从哪里来的？进了谁的口袋？这笔糊涂账，必须算清楚！钱追到哪里，人就查到哪里！查不清，就是你失职渎职！县委、县政府绝不会姑息！刚才刘县长讲的话，每一句都是代表县委县政府的态度！你，自己掂量清楚！”
李勃浑身一颤，嘴唇动了动，终是没发出任何声音，只是脸色灰败。
我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同志，最后定格在这凝滞的气氛上。压迫感已然给足，但雷霆之下，也需要给一线缝隙透光。我调整了一下坐姿，声音放缓，但分量丝毫未减：
“同志们啊，事情到了这一步，压力是空前的，这我理解。但是，道理也要跟大家讲清楚。”我的目光着重在李勃脸上停留了一下，“有时事情，我们也没必要避讳。我知道，能花钱、走关系安置进石油公司的人，背后多半有点关系，绕不过去的弯弯绕绕。”
“县委也不是不讲情面，不给大家留余地。”我刻意顿了顿，让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每个人耳朵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提倡‘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谁当年收了好处，递了条子，打了招呼，自己心里要有数！现在悬崖勒马，主动作为，把该退的钱主动退出来，把人安抚住，就是最好的表现！”
我的目光变得更加锐利，缓缓扫视全场：“伯君啊，你们工作组要主动牵头，马上梳理，开出一条通道。这五天，不仅是李勃同志调查的时间，也是给同志们争取主动的时间。这五天之内，谁主动退钱、主动把事情揽下来、平息掉，县委在后续处理上，会充分考虑其认识和态度，会有一个区分。”
我的声音提高了些，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同志们，县委政府的最终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处分干部，而是为了推动工作。确保石油公司的资产和人员能够平稳、干净地划转出去！把这个阻碍东洪发展的历史包袱彻底甩掉！轻装上阵！这才是省委、省政府赋予我们东洪县委的政治责任！”
我猛地喝了一口茶，杯盖落在杯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道理讲完了，决心也表明了。”我的眼神又一次扫过每一张面孔，“现在，表态！刘县长已经带了个好头，公安局也亮明了态度。李勃同志！表态要清晰，不要含糊其辞，就讲五点：第一，认不认这个理？第二，任务明不明确？第三，关键难点在哪？第四，具体怎么做？第五，五天内，你能不能保证完成任务？特别是涉及部门协调、涉及人员安抚退钱的，把话说清楚！”
我的话语如同军令，斩钉截铁，没有丝毫转圜余地。
压力，如同巨大的漩涡，最终再次聚焦到了李勃身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劳动人事局局长的脸上。他面前的桌面仿佛成了刑台，刘超英的严厉、田嘉明的强硬、还有我刚才那番既给退路又逼死角的讲话，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他心坎上。特别是那句“谁收的钱谁主动退”。
李勃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表决心？说困难？还是交代那见不得光的过往？认这个理？那意味着他要承认那些“安置”的黑暗。主动退钱？那钱…他又如何退？退给谁？不退？五天期限一到，等待他的绝不仅仅是辞职报告那么简单！承诺保证完成任务？那更是天方夜谭！查清所有的历史脉络和钱款去向？每一笔都可能牵出一位他得罪不起的“领导”！这根本就是一条死路！
刘超英见状，就主动打圆场道：“县长啊，我看这样，今天我们是把所有同志都喊醒了，李勃同志心里有些包袱，这很正常，我看这样。咱们呢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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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了点头，就道：“嘉明啊，你留一下，其他同志，散会！”我果断挥手。
办公室的门在刘超英、杨伯君、廖文波、田利民等人身后轻轻关上，隔绝了外面走廊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