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领导谈论了半个小时后，也没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眼看争论有陷入僵局的趋势，我轻轻咳嗽了一声。
声音不大，却像敲响了上课铃。刘超英和曹伟兵立刻停止了讨论，目光转向我。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
我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干部，最后停留在那份厚厚的“安置费”诉求汇总表上。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定海神针般的沉稳力量，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好了，同志们。超英同志和伟兵同志的意见，都有道理，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稳定划转，稳妥清退。这八个字，是县委定下的总基调。”
我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水，仿佛在给所有人一个整理思绪的缓冲，也让自己的话语更具分量。
“关于这124位没有来源单位的同志，”我放下茶杯，目光变得深邃而务实，“我认为，需要区分情况，分类施策，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被情绪裹挟。”
“第一，尊重历史，承认事实。” 我的目光扫过李勃，李勃的身体明显一僵，但我的话语并没有立刻追责的意味，“石油公司人员超编、管理混乱的问题，由来已久，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管理模式下积累形成的。这里面有体制的原因，有监管的漏洞，也有个人钻营的因素。把板子全部打在某一个人、某一个部门身上，既不客观，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个历史包袱的形成有其复杂性。”
李勃紧绷的神经似乎松弛了一丝，但依旧不敢抬头。
“第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我话锋一转，带着明确的政策导向，“对于这124位同志，他们通过违规途径进入石油公司，这是事实。但他们毕竟已经在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领取了工资，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完全否定他们的过去，强行清退，不留余地，既不符合人情，也容易激化矛盾，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
我看向刘超英和曹伟兵：“超英同志提出的分流安置思路，大方向我看是对的。但伟兵同志的担忧也很现实，不能把包袱简单地甩给其他困难企业，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我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锐利，“所以，我的意见是：‘老人老办法’！ 这124个人，原则上不再保留其石油公司的‘正式职工’身份，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划转无从谈起。但考虑到历史因素和稳定需要，由县政府帮扶组牵头，劳动人事局、工业局具体负责，协调县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新成立的个体企业，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提供一批 过渡性、辅助性 的岗位。 这些岗位，可以是合同工、临时工，待遇可以参照同类岗位，但必须明确其非‘正式编制’的性质。愿意接受安排的，给予机会；不愿意接受的，视为自动放弃安置。思想工作由你们石油公司党委来做。”
我看到曹伟兵想开口，抬手示意他稍等：“当然，伟兵同志，我知道企业困难。所以，财政必须兜底支持！超英同志啊，你联系税务局和财政局王琪同志，你们测算一下，对接收单位，县财政给予为期一定的岗位补贴和税收减免，减轻企业负担。一年后，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和个人表现，再行决定去留。这是政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付出的必要成本，也是维护稳定的代价。”
王琪立刻点头：“县长，我们马上测算，争取资金保障！”
“第三，新账新算，源头治理。” 我的语气陡然变得严厉，目光如电般射向李勃，以及他身后的劳动人事局、财政局、计委等几个二级班子的头头，“对于造成这124人违规进入的责任问题，必须严肃对待！这不是不追究，而是要追究，而是看表现！ 工作组要继续深入调查，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经手人、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查清楚！等石油公司划转平稳落地、‘两会’顺利召开之后，县委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该处分的处分，该移交司法的移交司法！当然这期间，能够主动说明问题，配合工作划转的，另当别论。
说完这些之后，我看向了焦杨，说道：焦杨同志，组织部门牵头，劳动人事局、编办、工业局配合，立刻着手全面清理、规范全县的用工制度和人事管理流程！ 堵塞漏洞，健全机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也是‘新人新办法’的保障！”
李勃刚放松一点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感觉后背的冷汗已经浸透了衬衫。他知道，这是把“刀”悬起来了，暂时不落，但迟早会落！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全力配合，争取“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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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安置费’。” 我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职工的血汗钱，必须追回！这是原则！工作组要加大力度，追查资金去向。公安机关要施加压力，穷尽一切合法手段追缴！追回的钱，必须一分不少地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