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华夏的“少年”是7到17岁，国际标准是10到19岁）
而这个少年还是人们心目中完美的“道德标杆”、是“良心资本家”，是“全世界的希望”，不久前他还满口仁义道德要“站在人类的高度上考虑问题”。
反差太大了，加利埃尼好一会儿也没反应过来。
良久，加利埃尼才说：
“这或许是个好借口，但它总有被拆穿的时候。”
“我是说，这些国家用了所谓的‘共和制’后，发现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好起来。”
“然后他们就会思考问题出在哪，谁都不是傻瓜，夏尔。”
夏尔端正的坐着，看起来像是一个律师，他回答得条理分明：
“法兰西大革命时期同样经历过长达5年的动乱，将军，那时的人们甚至将数万人送上断头台。”
“任何国家进入稳定政体之前都会出现一段混乱，这是正常的，只要经历过这段时期就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们将这大治之前的混乱称为获得‘自由’前的‘阵痛期’。”
夏尔语气真诚，如果加利埃尼不知道这是针对殖民地的“骗局”，差点就信以为真了。
“你也知道那是‘阵痛期’。”加利埃尼反驳：“‘阵痛期’的意思就是它会结束，国家和社会将走上正轨……”
夏尔打断加利埃尼的话：“如果社会没有变好，那就是‘阵痛期’长了些，他们应该继续等待。”
加利埃尼恍然，这是一个形成自循环的陷阱：
国家变好了，是使用“自由”体制的功劳。
国家变糟了，则是正在经历“自由”体制的阵痛期。
如果一直很糟，那就是阵痛期“长了些”，人们唯一能证明它是错的方法，就是继续使用这种体制等上一百年。
那时他们才有权质问：“瞧，我们已经等够久了，阵痛期还没过去，国家依旧没变好”。
但这前提是他们能活到一百年。
于是。
这种制度就永远是对的，殖民地只能周而复始的等下去，始终有人相信制度会让他们变好，幻想着总有一天，他们会像法兰西那样成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发达国家。
加利埃尼不愧是当过殖民地总督的人，他考虑的比较全面。
“那么，如果有些国家依旧发展得比较好怎么办？”加利埃尼问：“他们依旧有可能团结在一起，最终摆脱我们的控制。”
这是由国家和民族多样性决定的，总有些国家的人勤劳肯干，或抓住某个机会走向发展道路。
“就像我对法兰西做的一样。”夏尔回答：
“我们通过资本控制他们的军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等命脉产业。”
“一旦我们成功了，他们还能拿我们怎么办？”
“国家和政权属于他们，但他们的资产和钱却属于我们，他们不过是为我们工作而已！”
加利埃尼明白夏尔这话的意思。
一旦敢反抗，断它能源将其打回原始社会，或者用农业、交通等扼住他们的喉咙。
但他依旧不放心：“他们的精英阶层会知道这些，并号召人们奋起反抗。”
“不，他们不会。”夏尔语气肯定：“因为他们像是多党制，我们有很多手段保证他们无法团结。”
加利埃尼瞬间明了。
这方面法兰西有经验，比如监视、监听某议员，掌握其把柄后就间接控制该议员，从而保证它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站队。
甚至还可以光明正大的组织反腐部门，明为帮助他们反腐，其实只抓那些不听话的议员或总理。
加利埃尼把夏尔的话梳理了一遍，感叹：“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它们已不是一个想法，而是一个体系。这些国家在你眼里就像是个玩具。”
“为了生存，将军。”夏尔回答：“如果我想不到这些，成为别人玩具的就是法兰西。”
加利埃尼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如果法兰西不这么干，美国就会用这一套手段，而且不只是法兰西，是欧洲以及欧洲控制的殖民地，还有全世界。
最后，加利埃尼似乎接受了夏尔的说法，他缓缓坐回椅子，面带无奈：“好吧，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论一下怎么给我们的殖民地更多‘自由’？”
夏尔没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加利埃尼。
察觉到夏尔表情有异，加利埃尼苦笑：“说吧，你还有什么想做的？”
“不只是我们的殖民地，将军。”夏尔声音很轻，话却很重：“还有英国的殖民地。”
已有心理准备的加利埃尼依旧被吓了一跳：“这，这不可能，夏尔。我告诉过你这很危险，我们可能会与英国爆发战争……”
“不，我们不会。”夏尔语气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