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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的是，不论是洪承畴，还是祖大寿，都不想让自己麾下的人马表现得过去胆怯或者畏惧，特别是在杨振所领兵马已经进抵白塔堡、浑河堡一带，并与清虏大军交锋获胜的情况下。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或者说考虑，洪、祖二人很快便于午后发布命令，督率大军继续往东北进发。
他们驻足不前的沙岭墩一带，本就离“盛京城”的西南郊已经不太远了，总共也就三十多里地的路程。
于是当天下午，大军重新起行，祖大寿亲率辽西军伍各路兵马先行进抵盛京城西北角小北门附近。
而洪承畴则统领后路大军，以及留在沙岭墩东部看守营地的其他宣府军人马，随后跟进，大约两个时辰以后进抵盛京城西南郊外大西门附近。
盛京城郊外早已坚壁清野，人畜一空，就连西郊距城五里的实胜寺一带的喇嘛们，也都带着寺内的宝物早早躲进盛京城里去了。
大军抵达后，各按约定分兵驻扎。
祖大寿所部大军分驻盛京北郊小北门和大北门外三里，东西扎营，彼此呼应。
洪承畴麾下大军，则分驻在盛京西郊大西门与小西门外三里。
宣府军余部，则按以前约定，被指在了小南门外三里扎营。
之所以一律选择距城三里，是因为离城太近就是送死。
“大清国”不仅能造火炮，而且是能造重炮，这一点在祖大寿的军中人尽皆知，如今洪承畴的麾下同样无人敢掉以轻心。
浑河对岸的后续消息送到白塔堡后，本来已经安顿好部下休整的杨国柱，再次纠结了起来。
宣府军剩余人马，约有五六千人，主要以中军炮队和后营辎重队伍为主，相对而言，人马少且弱。
杨国柱担心，宣府军的这部分人马在盛京南郊小南门外单独扎营，可能会成为清虏夜袭的目标。
但是其亲率的宣府军主力刚打完了一场大战，而且刚刚安顿下来休整，还有大批斩获与战果没有分配妥当，也不好再临时起意非要过河合兵。
最后只能又找到了杨振这里。
原本杨振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听了杨国柱对河对岸宣府军数量的说明之后，顿时觉得这个安排有点耐人寻味。
对于洪承畴、祖大寿他们的围城安排，杨振是参与过商议的，所以首先想到的是，洪承畴这么做，主要是基于他自己的安全考虑。
也就是说，如果多尔衮遣人出城袭击，不打洪承畴也就罢了，如果袭击洪承畴，那么洪某人的大营一旦遇袭，南北皆有呼应。
至于袭击其他人，则洪承畴坐拥督师府大军，也可以派兵增援。
当然，与早先众人商议的略有不同的是，杨振刚刚打了一场大战，还没来得及过河立营，这就使得盛京城南郊的围城力量显得过于薄弱。
这个明显的问题，杨国柱都看得到，而且有点关心则乱的样子，那么人老成精的洪承畴、祖大寿会看不到吗？
尤其是盛京城内的多尔衮，以及其他八旗权贵们会看不到吗？
杨振不知道洪、祖二人是否有意如此布置。
比如，以宣府军余部为诱饵，诱使盛京城内的清虏，派遣人马在夜里或者次日清晨出城袭击，然后他们派人趁机攻城，或者将出城的敌人合围歼灭。
但是想到了这一点后，杨振反而瞬间通透了。
他先是安抚杨国柱，请其安心休整，无须担忧对岸的宣府军营地，同时也答应杨国柱，会让严省三、俞海潮、祖克勇他们随时关注对岸情况，并加紧搭建浮桥。
一旦对岸的宣府军遇袭，杨振答应会在第一时间派遣命水师靠近对岸开炮支援，并调派大军过河救助。
崇祯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也即多尔衮“天眷元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盛京城外面发生的变化，当然也引起了多尔衮与诸多清虏权贵的空前注意。
其实，南朝大军即将抵达的消息，几天前他们就知道了。
但是知道归知道，当时的南朝大军还在远在上百里之外，消息也仅在八旗权贵上层人物之间流传，对盛京城内的影响其实并不算大。
虽然多尔衮也好，两黄旗与其他留守八旗的其他上层人物也好，都在默默做着两手准备，但是盛京城内的八旗中下层民众总体还算稳定，至少恐慌情绪并未到处蔓延。
哪怕前几日多尔衮下达旨意，要求实胜寺内的喇嘛们将寺内供奉的玛哈嘎拉金佛和金字大藏经送进盛京城，送进皇宫大内供奉，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恐慌。
可是，五月十七日下午未时到申时左右，先后有两路大军累计多大小十万南朝兵马旌旗林立浩浩荡荡开进到盛京城外，先前多尔衮可以掩盖的消息终于掩盖不住了。
虽然两红旗、镶白旗、镶蓝旗已经被打残，眼下驻守盛京城的真正主力是正白旗、正蓝旗和两黄旗兵马，但盛京有八门，留守八旗兵马各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