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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于当下的崇祯皇帝和京师大臣们来说，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对他们来说，改土归流才是正道，这个既定方针自然不会轻易改变。
大明朝虽然眼下无力在西南地区实施全面的改土归流政策，但不管形势多么严峻，朝廷只要有机会就会在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而这也就注定了，桑噶尔赛、吴巴什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得到京师朝堂的批准。
这也让杨振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
不过，杨振从杨国柱的信中看到了朝廷对桑噶尔赛、吴巴什等人的封赏。
不知道是朝廷大臣们的想法，还是洪承畴、祖大寿的想法，桑噶尔赛和吴巴什都被授予了总兵官的职务。
辽西“边外”大凌河以西地区，以老哈河为界被一分为二，分别安置二人及其部众。
老哈河以西被设为喀喇沁西路总兵府辖地，总兵府驻地为原喀喇沁王爷府所在之地。
老哈河以东被设为喀喇沁东路总兵府辖地，总兵府驻地为原敖汉部辖内叫来河上游。
其中，桑噶尔赛被授予喀喇沁西路总兵府总兵官，吴巴什被授予喀喇沁东路总兵府总兵官。
与此相应的是，桑噶尔赛和吴巴什也被赏赐了一批吏兵二部用印的武官空劄，各三十道，可以各自委任副将两员、参将两员、游击四员、都司四员、守备四员，其余千总、把总各七员。
杨国柱在写给侄子杨振的书信之中，几乎原文照抄了来自辽西的朝廷封赏旨意，同时也表露自己对于朝廷这个封赏结果的“不满”。
杨国柱的不满，并不是对于朝廷没有封赏宣府镇官军的不满，而是这个封赏本身令他相当担忧。
一方面，杨国柱不希望看到朝廷为了稳住桑噶尔赛、吴巴什等人，而过分满足他们的要求，导致他们今后在边外坐大。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朝廷现在这个封赏，有点潦草，没有“紮萨那颜”之类的封号也就罢了，竟然连个世袭的卫所指挥使都没给，只给了一个隶属在蓟辽督师府下面的一路总兵职务。
虽说对于部落降人来说，给个总兵职务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了，可是现在关内关外各种所谓总兵官一抓一把，早就不值钱了。
万一，桑噶尔赛、吴巴什这等人因此心怀怨怼，改投到清虏那边去怎么办呢，毕竟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杨国柱在信中虽然没有表达的这么直白，但是杨振看出了他的这个意思，也看出了他的担忧所在。
与此同时，杨振也想到了自己现在设立的叶赫营、苏完营、察哈尔营、科尔沁营，而且将来备不住还要有一堆类似这样命名的营头。
他原本有意在向朝廷报捷的时候，将这些营头都报上去，请京师朝堂给予一个正式的封号，将来再给这些营头的长官请封个卫指挥使的世袭身份呢。
但是现在一看，还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要报到京师去，指不定结果会怎样呢。
既然如此，不如留待将来，自己直接给了得了。
其实，就拿桑噶尔赛、吴巴什的“请封”来说，如果是杨振处置的话，在目前正值用人之际，直接给了就完事了。
别说封个紮萨那颜的名头了，就是他们想要一个可汗的名头，只要他们肯为所用，愿听号令，杨振也敢给。
事有轻重缓急，居上位者一定得学会变通，一定要搞明白当务之急是啥，要能拎得清“孰轻孰重”。
只是事已至此，杨振也无可奈何，接下来就看洪承畴、祖大寿他们怎么应对善后了。
不过，以洪承畴、祖大寿他们的手段，如果不想坐视桑噶尔赛和吴巴什等人叛离自己而去，他们一定会想出法子的。
袁进、杨重贵他们在辽阳城里只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就与杨振派往辽西的信使一起出城，返回驻地去了。
杨振对袁进的要求并不高，之前是要求他巩固对辽河下游入河口东岸地区的实质性占领，重点将云集营口城内外的人口疏散出去编户立屯，督促垦荒耕种。
而现在的要求则是配合方光琛、吴朝佐和登州、莱州方面的要求，快速带领金海西路的船队主力南下，继续担负起跨海转送移民的任务。
至于主力驻扎在右屯的宣府军，杨振建议他们继续与夏成德领头的松山团营合作，尤其是利用松山团营的那支沿海船队，通过珠子河、平洋河等水路运送火炮、粮草等辎重，以便减轻穿越低洼地带进军的压力，寻机会进兵夺取西平堡。
在写给自己叔父的回信中，杨振希望他们在四月底前占领西平堡，然后在五月上旬夏季汛期到来之前东渡辽河，到辽阳城会师。
当然，杨振也给松山的夏成德、锦州的洪督师以及祖大寿写了信，一方面向他们通报了开春以来金海镇军队北上取得连番大捷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对辽西方面的建议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