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吴楚之乱前后，匈奴人始终没有真正干涉汉家的内部动乱，但无论是在吴楚之乱前，还是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匈奴人在汉北边境的‘活动’频率和规模，都可谓与日俱增。
尤其是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匈奴人就好似是因为自己错过机会、没有在吴楚之乱中横插一脚而懊恼不已；
于是接连多年，对汉北边境进行高频次、高强度入侵，以作为宣泄。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历史上的汉景帝后元三年，即公元前141年。
却也并非是到了这一年，匈奴人就不再侵扰汉室了。
而是匈奴人针对汉室的侵扰，在这一年到达了巅峰，并最终促成了一件并不亚于太祖皇帝白登之围、吕太后受国书相辱，以及太宗皇帝十四年，匈奴先锋火烧回中宫的国家级耻辱性事件。
——汉景帝后元三年，天子启病重弥留，遂使皇太子刘彻提前加冠，为即将到来的政权交接做准备。
得到消息，匈奴单于挛鞮军臣当即下令：尽发幕南、河西、河套可战之兵，各自就近奔袭汉边关隘，发起对汉室版图的全面入侵！
恰逢彼时，汉室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为削弱宗亲诸侯所制定的一系列削藩政策，都到了下刀割肉的关键时刻。
为确保万无一失，景帝刘启将北墙相当一部分戍边力量，都调去了关东驻防，以免关东生变。
边关防务空虚，匈奴人又是趁天子弥留、人心惶惶之际倾巢而出，边关防线自然是一触即溃。
短短十数日，汉-匈边关悉数燃起战火，边墙关隘、要塞及军事重镇大半告破！
数十万边郡军民，就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年，为后世史家公认为汉室北疆四郡，在两汉四百多年历史当中，最苦、最难的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汉北四郡遭受了匈奴人长达数月的驰掠。
四郡军民，战死、伤残，又或被掳走的人数高达十几万，占了四郡总人口的至少四成！
定囊、雁门、代、上四郡，更就此元气大伤，在往后数十年里接连不断接收内陆移民，才总算是恢复元气。
更要命的是：和太宗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先锋踏足关中，火烧回中宫一样；
这一次，汉家又有一座行宫，被匈奴先锋所点燃。
而且这一次，火光距离长安更近。
——不再是直线距离长安二百里，实际路程三百余里的回中宫；
而是直线百余里，路途也不超过二百里的甘泉宫！
甘泉宫！
汉天子于每年夏季，前去避暑的甘泉行宫！
这一事件，为后世人称之为‘火烧回中宫’，也被当时的汉室官方正式命名为：凌辱之恨。
正如以上所言：从吴楚之乱得以平定，一直到景帝末年的凌辱之恨，汉室北方边墙的状况，实际上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的。
在此前提下——在边防状况越来越糟糕、边防压力越来越大的前提下，郅都能为位处边境第一线的雁门郡，带来长达数年的绝对和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汉室这边，天子病重，储君少弱；
关东暗流涌动，边关守备空虚；
反观匈奴人——军臣单于才刚整合单于庭，正处于权利的鼎盛时期，恰好匈奴帝国，也刚好到达了军事实力的巅峰。
两相对比之下，双方之间打出火烧回中宫、汉北四郡糜烂的结果，几乎是必然。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郅都一个‘戴罪之臣’，一边顶着窦太后为孙儿刘荣报仇的压力，一边还能打的匈奴人抱头鼠窜——都不敢朝自己的木像挽弓搭建，以至于不敢再靠近雁门！
刘荣只想说：上一个达成如此成就——上一个让匈奴人不敢靠近其防守区域的人，还是太宗皇帝年间的魏尚。
至于下一个？
大概率不是卫霍，就是霍卫。
——连接连取得朝那、河套两战胜利的程不识，都还不曾被匈奴人如此‘礼待’！
如此将才摆在面前，偏偏汉家眼下又饱受将官稀缺之苦；
刘荣难道还能放着郅都不用？
难道还真能把匈奴人官方认定的‘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召回长安给自己做保镖头子，又或是京都治安大队队长？
开什么玩笑……
“不妨明告将军。”
“——高阙之战，已然定下章程。”
“庙算，得胜。”
见郅都思虑良久，却始终不发一言，刘荣倒也没有急着催。
而是如是一语，将郅都的注意力拉回眼前，而后再道：“将军亦曾戍边，非‘南将’。”
“高阙有多重要，得之何利、失之何弊，无须朕过多赘述。”
“——只要高阙在手，即便朕自此不复用兵于草原，我汉家，也至少可得二十年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