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佁然不动！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讲，在一场覆盖范围极大、影响极其恶劣的市场波动之后，底层民众本能的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本身无可厚非。
就好比穷怕了的人，再有钱也不敢放开手脚去花一样——挨过饿的人，生活再怎么好，也总会下意识的藏几袋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或许藏起来的这几袋粮食，永远都用不到；
但这些粮食的存在，本身就能带给他们心安。
而问题的关键，也就出现在这里了。
百姓恐慌性屯粮，摆出一副‘从此不参与粮食买卖’的架势，却吓得长安朝堂一阵胆战心惊！
——底层农户，大多是没有仓储能力的！
说是屯粮，不过是把粮食一袋袋堆在柴房之类的地方！
若非如此，底层农户在过去，也没必要在秋收之后，都低价将手里的粮食卖给粮商，来年再高价买回来吃了。
这一买一卖，与其说是买卖，倒不如说是以差价作为仓储费之类。
而这样的状况，一家两家这么做，朝堂自也懒得管——等来年粮食发霉变质了，天道自会教你做人；
可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农户开始这么做，朝堂却是不急都不行了。
全天下的粮食就那么多；
你一家屯粮不当，天下的粮食就要少三百石；
当你这样‘自作聪明’的蠢货，达到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等数量级的时候，你们就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杀了。
而是以郡、县——乃至于以国家、文明为单位的自杀！
前车之鉴‘尸骨未寒’——关中的粮食在战后稍微紧缺了一点，当即就是一场粮价鼎沸；
再来一出‘百万老农毁存粮’的戏码，那可就不是什么粮价鼎沸的问题了。
于是，刘荣再次出面。
在已经顺利平抑粮价之后，刘荣再度出面，以监国太子的名誉作为担保，给那些执意屯粮，却根本不具备仓储能力的老农，开了数以十万张借条。
大概内容为：孤，监国太子刘荣，有急事儿需要用粮食，向某某郡某某县某某乡某某里，农户某某借粟多少多少石；
持此借条，该农户随时可以前往少府内帑，支取借给我的这几百石粟。
然后，老农们将信将疑的把粮食交给了刘荣——说是借给刘荣，不过是由刘荣负责把粮食集中起来，拿去长安仓存着；
至于后续，老农们大都也还算给面子，没有出现大规模挤兑的情况发生。
从一开始的将信将疑；
到后来，发现刘荣开的借条，确实能从少府内帑领回自家的米粮后，老农们也乐得轻松，直接把少府内帑在关中的各大粮仓，当成了专门针对底层农户的粮食银行。
手里有存不了的粮食，就‘借给刘荣’，也就是存在少府；
要吃粮食了，则带着刘荣开的借条去领回来一些——吃多少领多少，不急着全领回来。
凭借这么一手‘信誉粮食债券’，刘荣才总算是真正稳定的局面，真正完成了那几年间，遍布整个关中的粮价平抑工作。
而造成这一切的，便是那些动辄食邑数千户，每年单从封国，就能收上来数万石粮食作为租税的彻侯。
——为了把手里的粮食卖个好价钱，他们能不顾一切的哄抬物价；
为了维持粮价，他们甚至能做出‘宁愿把粮食倒进渭水，也绝不降价卖给百姓吃’的逆天之事！
更有甚者，在此基础上，还要本能的囤积一批粮食在手中，美其名曰：以备不时之需。
这‘以备不时之需’的规格，大抵是以彻侯封国的食邑，乘以二十个基数。
比如一位食邑千户的侯爵，会储存大约两万石左右的粮食，来作为整个家族的最后储蓄；
五千户食邑的侯爵，则是除了储存三到五万石粮食外，还会从少府内帑买来一张‘随时可以取走五万石粮食’的储蓄单。
诸如此类。
在天下人只以粟为主粮的过去，这，便是汉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所以刘荣曾想：有了麦，一切，似乎都可以变得不一样。
——吃粟能吃六成饱的人，补种一茬宿麦，怎么也能吃饱肚子，甚至还能余下些粮食了；
原本只够天下人‘人均八成饱’的粟，有了几乎同等产量的宿麦作为补充，将使得汉室的粮食供需关系，从过去的‘稍有供不应求’，直接扭转为供不应求！
供需关系的转变，将让粮价大幅降低，底层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下降！
甚至可以通过出售多余的粮食，来达成某些战略、政治目的！
比如：汉家子民尽皆以面食为主，实在不够吃了才补两口粟；
多出来的粟全卖给岭南百越、西南夷，或是朝鲜半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