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面对这些指控，福尔曼警官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坚决否认那些火烧“黑鬼”的言论。这下子，辩方阵营可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请求伊藤法官下令，要求律师们可以直接向福尔曼提问，质问他过去十年里是否使用过“黑鬼”这种侮辱性词汇。辩方律师们打算以此为突破口，一举摧毁福尔曼的证人信誉。
辛普森案审结后，关于辩方这种打“种族牌”的诉讼策略，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外行人士大多对这种手段嗤之以鼻，痛加抨击；而那些懂行的专家则把矛头指向了主审法官。看来，在这场法律与道德的较量中，谁都不是无辜的旁观者。
在这个举世瞩目的辛普森案件中，法庭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紧张与神秘。你可能会想，福尔曼警官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否使用过“黑鬼”这个词，与辛普森是否杀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常理告诉我们，就算福尔曼在“黑鬼”这个称呼上撒了谎，那也不能直接证明他在辛普森案中的证词就是捏造的；就算他有过种族歧视的言论，也不能直接说明他故意陷害了被告。但，为何这桩审判辛普森的大案，却隐隐有将矛头指向福尔曼警官的趋势呢？伊藤法官又为何不顾检方的反对，允许辩方使用这种看似“扭转斗争大方向”的“种族牌”策略呢？
嘿，信不信由你，这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可是合乎规矩的。受到英国普通法中“品格证据”传统的影响，美国联邦和加州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如果出庭证人的品格有问题，那他的某些证词就可能失去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庭上，检辩双方的律师们都会试图在证人的品格上做文章。一旦证人在宣誓后被发现撒谎，陪审团就有权将他的其他证词也视为谎言。
伊藤法官一声令下，辩方律师李·贝利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直扑福尔曼：“在过去的十年里，你用过‘黑鬼’这个词吗？”福尔曼警官微微一愣，然后支支吾吾地说：“就我所记得，没用过。”这回答给李·贝利留了个小口子。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追问：“也就是说，如果你曾经这么叫过别人，你也早忘了？”福尔曼开始装糊涂：“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回答你用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李·贝利哪会放过他，继续紧逼：“那我换个方式问，自1985或1986年以来，你是否在某个时刻称呼某人为‘黑鬼’，只是自己忘了？”福尔曼被逼得只能硬着头皮回答：“不，不可能。”李·贝利趁机追问：“那你愿意为此宣誓吗？”福尔曼只好点头：“那正是我的意思。”李·贝利乘胜追击：“如果有任何证人出庭作证，说你曾用‘黑鬼’一词形容黑人，那他们就是在撒谎？”福尔曼无奈承认：“没错，他们是在撒谎。”就这样，李·贝利以他精湛的盘问技巧和严密的逻辑，将福尔曼警官逼到了无处可逃的角落。
在辛普森案审理的漩涡中，一场戏剧性的转折悄然上演。就在那次盘诘结束后不久，辩方律师们竟然在举报电话中，捕获到了一个意外的线索——一位女剧作家，为了寻找警察办案的生动素材，竟然在案发前十年间，悄悄潜伏在福尔曼警官的身边，录制了长达14个小时的采访录音。
当这些录音被仔细审听后，人们不禁惊呆了。原来，在每次谈到黑人的话题时，福尔曼警官都毫不避讳地使用了“黑鬼”这一侮辱性词语，次数竟然高达41次！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94年7月28日的录音中，福尔曼得意洋洋地吹嘘：“我可是这世纪大案的关键证人，没有我，检方早就输得一塌糊涂了。血手套，那可是决定胜负的王牌，没了它，这案子还玩个啥？”他甚至还嚣张地宣称：“你们这些门外汉，哪里知道我们警察办案的诀窍？规矩？去他的规矩吧，我们靠的就是直觉和瞎掰！”
在这段录音中，福尔曼还毫不掩饰地吹嘘自己如何诬陷无辜，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曾经抓过一个与案件毫无关系的家伙，要是你们非要我找个理由，我就说他有盗窃嫌疑。”他还嚣张地叫嚣：“我们警察可不是好惹的，就算真的杀了人，我们也知道怎么圆谎。”
福尔曼的这些录音磁带，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炸得辛普森案审理现场硝烟弥漫。检方虽然试图狡辩，说这些录音只是文学创作的素材，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但伊藤法官却不为所动，坚持让陪审团审听部分录音。
在法庭的盘诘环节，辩方律师乌尔曼如同重炮一般轰向福尔曼：“你的证词是否完全真实？你是否捏造了警方的勘查报告？你是否在此案中栽赃和伪造证据？”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福尔曼竟然厚颜无耻地回答说：“我希望维护我的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特权。”换句话说，他仗着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中规定的嫌犯沉默权，拒绝回答辩方提出的所有质疑。
在总结陈词中，辩方律师卡克伦言辞犀利地指出：“福尔曼，你不仅是一个拥护种族灭绝政策的种族主义者，更是一个作伪证的家伙，你是美国最可怕的恶梦和魔鬼的化身！”
在美国这个充满正义与智慧的司法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