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朱太祖从元末那个如同地狱一般的乱世中走过来的，亲身经历并亲自下场参与推翻带元的起义，所以这朱太祖很清楚这带元是亡在那些群体的手中，毕竟他过去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这过了河那就必须得要把桥给拆了，靠了岸那就得把船给凿了，以断绝后来之人有样学样，复制他曾经的经历夺了他老朱家的江山。
也就是在这种天下为私的家天下思想指导之下，朱太祖出台了严厉限制打击流民和山民的法令。
在洪武年间朱太祖在《大诰续编》中出台了“知丁法”，这个知丁法就是专门用来打击流民的，里面提到乡村不允许存在“逸夫”。
这所谓的“逸夫”就是地方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这类人既没有田地种也没有工开，靠着四处流浪乞讨，或不务正业捞偏门的法子讨生活的人。
虽然朱太祖在法令中没有明确提到将“逸夫”与“流民”划上等号，但以朱太祖法令条文中的描述，“逸夫”里面绝对是包含“流民”的。
而对于这些“逸夫”，朱太祖在法令中明确提到，那就是一个杀字。
如果乡村邻里左右发现附近有“逸夫”不向官府举报的，最后被查到也要一起被连坐流放到边塞，这就是所谓的“知丁法”。
要是这地方官员包庇逸夫或者是发现逸夫不举报的百姓，那么这地方官员与逸夫同罪被一起砍头。
在洪武年间朱太祖曾亲自下令诛杀了苏州和松江两府将近三千多名逸夫，这在朱太祖眼皮底下的苏松富庶之地，都能处死三千多名逸夫，那大明朝其他地方的府州县有在洪武年间处死多少逸夫就很难想象了。
这洪武一朝三十多年基本上就没出现过流民潮，其原因固然有天下初定土地兼并问题和腐败等问题不是很严重，但也少不了朱太祖对流民重拳出击的铁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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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这山民朱皇帝同样也是没有手软，洪武初年天下大定之后，朱皇帝便多次颁布严格的禁山令，禁止老百姓逃进深山中躲避官府的赋税徭役。
同时派遣官军进山搜捕大山里的山民，把他们给从山里强制迁出来，不愿意的出来的跟那“逸夫”一样直接弄死。
由于这大明开国之初地方上处于一个人少地多的状态，当时的山中老百姓还是很愿意从山里出来种田的，毕竟这朱皇帝白送田地这谁不愿意出来。
这大明朝的境内的大型山脉中原来设立的那么多巡检司，其最开始的作用就是防止老百姓窜进山躲避官府赋税徭役。
所以洪武朝的禁山令并未引起太大的负面反响，包括那打击流民的知丁法也是如此，都没有引起社会层面的动荡。
且这针对流民的知丁法到了洪武末期也基本上形同虚设，仅针对山民的禁山令一直到成化年间都在严格的执行，直到荆襄流民大起义的爆发，明朝才彻底的废除了这项长达百年的禁令。
不过这也不是我大明朝心善，而是在荆襄山区的山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明朝虽然两次出兵镇压荆襄山区的山民，且残忍的屠杀了几十万山民，但依旧是没有吓唬住山中的老百姓敢于继续向明朝反抗。
所以明朝统治者只能选择让步，放开禁山令让没有活路的老百姓进山逃生活，并切割荆州和襄阳的部分州县专门成立一个郧阳府安置这些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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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大明朝流民遍地山民满山，朝廷之所以不效仿祖宗之法，对这些个不服从官府管制的流民山民进行大图特图，满坑满谷图他个几百万上千万还大明朝一个安宁。
这倒也不是朱皇帝心善，而是如今的明朝官府行政效率低下，以及明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太差，已经做不到把这些遍地满山的流民山民给杀绝。
而八旗鞑子兵能够在天启年间图杀辽东百万“无谷汉”，图完无谷人后接着图富户，那是因为八旗鞑子兵的组织性工作效率以及战斗力远超明军，能够贯穿执行鞑酋对辖区境内的流民山民大图杀的命令。
不过这大明朝也并非一点图图的能力都没有，那洪承畴洪督师于崇祯四年到崇祯六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就率领陕西三边五镇十几万官兵，对西北地区的几十上百万流民山民一顿图图，硬是把陕西农民军的西路军给镇压下去。
这洪督师能够在西北图图，那是因为他麾下有大量组织性高战斗力强的边军，而其他地区的督抚除辽东之外，就没有那个督抚有洪督师手下这么多数量庞大战斗力强悍的官兵，这些督抚面对对辖区内的流民山民那也只能听之任之。
这限制明朝君臣作恶的不是他们的良心而是他们的能力，这明朝君臣但凡有那个能力，绝对会如同成化朝那般对流民山民大图特图。
而如今六省总理熊文灿麾下以及关东各省镇巡抚掌控的兵力，虽然不足以将关东各省境内的流民山民全给图光，但是集中优势兵力仅针对大别山一地的流民山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