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南法新政！自大观元年起，杭州太子府陆续面向东南八路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后，被嗅觉灵敏的汴京报馆先行知晓，又经过这批京城名笔们的争相分析报道，便对其统一冠以“南法新政”的新名词。
而稍稍滞后的京城朝廷，在保守官僚们的愤怒声讨后下达了一封封的斥责诏令，却因东南方面的置之不理，成为了最可笑的东京废纸。
不过，依旧有着些许聪慧的蔡京，还是隐约领会到了南法新政中的无法遮掩住的精彩光芒，在他苦思冥想下，竟然也从中挑出几条他认为无伤大雅的条令，向赵佶进言，不妨可以圣旨认可并颁行，这样便就将其包括到朝廷的统一大政之中，既可保住朝廷在此的颜面，也算是缓和与东南关系的善举。
无意之中，内陆的各路，也得以在这个时代略略改善了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
当然，自负且自信的赵蔡二人，并不在意东南太子府能掀起多大的波澜，相对于那里日益昌盛的经济活力，京城的赵官家决定举起思想根源的“礼制文化”大旗。
大观元年伊始，赵佶本人亲自设立议礼局，并亲笔撰写冠礼部分作为范本，主持编纂《大观五礼》。
在赵佶本人的设想中，这是为实现由王安石所提倡的“一道德、一风俗”伟大目标的非凡创举，首次破除了“礼不下庶人”的旧习，规定新礼制的适用范围不限天子、王公贵戚、士大夫，还包括了所有的庶民百姓。其实这里也是在暗示：包括太子府治下的东南八路，也必须要严格执行。
当朝廷将赵佶亲笔书写的该书首篇《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以御笔名义送来杭州之时，秦刚看完后，哈哈大笑道：“官家好书法，摹本着好工匠刻碑，原本送太子殿下，可作书法临摹学习之用！”
李纲曾有疑异，秦刚对他解释道：“礼制本身并没有错，礼的根本也在于文明传承的秩序。不过，在过往的历史岁月之中，恰恰因为有‘礼不下庶民’的约定，才有了‘刑不上大夫’的陋政。如今宫里的官家既然有心要推翻前者，那我们为何不能拿来，更加务实地推进对于后者的否定呢？”
李纲恍然大悟：“刑上大夫，礼下庶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的后两句话，正是源自于张载的《西铭》中所言，反映了这一时代儒家学者最朴素的众生平等思想。
如今的东南地区，一方面要打破原有的地主阶层、缙绅阶层对于土地与现有手工业的绝对垄断，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推动更多的人通过从军立功、出海贸易以及通过新发明、新工艺实现致富与阶层的跃升，就必须要提倡这种“生来平等”、“机会均等”的思想，不仅让穷人看到致富的希望，同时也让那些有可能会被影响到的利益群体也意识到，他们也可以通过当下的财富优势、教育优势，快速转化为新兴的富贵阶层。
因此，在秦刚看来，赵佶与蔡京搞的这套“议礼”之制，不但没有影响到他的南政变革之路，反而还会有所促进。关键原因在于，知乎者也的礼制之书，真正要传播到社会大众，还得需要通过报纸的最终解读。甚至在两者表达的意思不一致时，更是由报纸的解读而决定！
恰恰，报纸的力量基本掌握在东南这边。
这一年，在东南八路的夏赋如期送抵京城之后，无论是赵佶、还是蔡京，都再次沉浸于现实中的“伟大胜利”！今年东南的赋税比往年不仅又增加了一路，而且这五成的赋税，可是去除掉了所有的官俸军费开支之后的净得，朝廷的财政收入立刻就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而且，随着大观年号的更替，天下各州的祥瑞不断：
正月初一开始多地出现瑞雪；春开之后，黄河在同州韩城至合阳段突然水清；各地还陆续上报呈送了各种异穗禾苗、奇禽异兽的迹象，以迎合朝廷之心，这些都被赵佶用来向群臣、向天下昭显他的皇位正当的证据。
于是，皇宫里的赵佶，除了醉心于他的文化艺术事业，便就是忙碌于对于后宫妃嫔的各种赏赐。
这两年，郑贵妃的地位急速上升，连着她的两位侍女乔氏与韦氏也受其宠幸，不断受到晋封。其中容貌平平的韦氏还因为这年五月诞下了第九皇子而进为婕妤，此皇子被赐名为构，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
蔡京也没有闲着，他与回到京中的童贯达成了共识，相互助力，以其推荐有功终于获得了心心念念的太尉加职，进而再被拜为太师。而童贯也因得其支持，从而被破格授予武康军节度使、提举龙德宫、熙河兰湟秦凤路宣抚使，成为大宋首个建节的宦官。
就在赵蔡之流继续在汴京城内自娱自乐、醉生梦死、共享太平盛世之际，杭州这里的南法新政已经开展得深入人心、卓有成效了！
应该说，秦刚这次的新政手笔并非匆忙上马，而是早有准备：
从新政人手而言，秦刚首先有着菱川书院十几年的育人基础，凡书院出来的学子，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起码不会站在他的对面。其次便是流求路这些年来的施政实践，实际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