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南征大军撤走，胡转运使则拍拍屁股回往京城去领功交差，就把江南东路这个烂摊子丢给了朱彦。
朱彦欲哭无泪，一方面对着已经被兵乱折腾得官怨民沸的地方各州县进行好一番安抚恢复，另一方面便因回往朝廷之后的高俅、胡衍等人对他们的许诺概不承认。整整一个崇宁五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收缴到往年赋税的一半额度。原本以为，自己这一番劳苦，就算得不到朝廷的嘉奖，至少也能得到足够的体谅。
但是谁也没想到，新年刚过，朝堂已经变了脸，蔡京一党翻身上台，便开始了各种翻脸与问责。尤其是江南东路，他们故意不提之前的南征问题，却只是死死地抓住上一年赋税大减的结果前来问责。
朱彦自然不认，递上了长长的奏章进行自辩。蔡党们看明面上搞不了，则决定釜底抽薪，直接从依附他们的新人里选了个张邦昌，把他派到江南东路转运使司，并且让人带话给他，如果能够顺利地将朱彦搞走，不吝于能够给他那这个职位转正，或者回京高升。
此时的张邦昌，既年富力强又志向远大，他十分清楚，江南东路将会是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最佳起跳跳板！更清楚蔡党对于他的期望点在哪里。
江南东路本是个富裕之地，前一年的赋税大减，自然是因与两浙为首的东南各路冲突而起，身为地方主政官的朱彦自然心中怨气十足。就算是和约签订之后，他依旧是在与润州、湖州、以及杭州交界的地方严设关卡，管束两地之人的往来，唯恐再来一次冲突。
而张邦昌在到了江宁府之后，立即改变了之前朱彦采取的诸多保守防护政策。他指出，既然南北早就和议，杭州太子府的所有属地同是天子治下，也就没有必要去花费人手设卡防范、阻碍交通。
反而因为两浙路经济发达、又多海商富人，理应尽力优化江南东路的贸易环境，为商人多多提供优待条件，以吸引他们能够将更多的货物贩运过来售卖，同时也能够加大对于本地商品、特产的收购，以彻底搞活江南东路的商品市场。
这样一来，因为江南东路一是自身物产丰富，商品外销立刻带来直接的大量收益，二者坐拥大江航行的便利，历来便是大江上游荆湖地区商品出入的主要地区。只要让两浙以及东地的海商能够顺利进入或经过江南东路，本地的各种经济活动便就完全活跃了起来，商税便能迅速地增长——这是提高地方税收的最佳方法。
本来，蔡党也是想给自己的人一点助力。朝廷启用大观新年号，自然就要发行大观通宝的新钱。江南东路坐拥永平、永丰两大钱监，本来也是可以在铸新钱的过程中，无论公私都能大捞一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半路里杀出个“南钱”，更以质优铜足呈压倒性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蔡京也顾不得拉扯小弟，直接一道“按‘南钱’标准铸大观折十钱”的诏令，直接就把手下的各家钱监统统都逼到了自己亏空并近似破产的境地。
张邦昌有点不死心，亲自跑到饶州的永平监去查证铸钱的成本，寻找其它可以避免花钱的方法，但坐在刘监使的办事厅中，见了一批又一批的老钱匠，终究一无所获。
谁知到了最后，居然就这么巧地遇上了从两浙路过来前来推销代铸钱方案的李迒。
张邦昌回到江宁府，想着毕竟这种出让铜料、请人代铸新钱的事情，史无前例，还是得和朱彦通个气。
只是没想到，在张邦昌看来是顺水推舟、借花献佛并各取所需的一个极好合作之法，在朱彦的眼中，那便是病急乱投医的莽撞行为。
原本朱彦就清楚张邦昌是蔡党派来掣肘并对付自己的一颗棋子，他也没必要与对方友好相处以至于充分理解。甚至反过来，他还巴不得这位新上任的转运副使把手头的各项事情搞得是乱七八糟、一无所成，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
“子能啊！你还年轻，没有见识过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朱彦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看似劝导，实则嘲讽，“去年这永平、永丰两大钱监，本官也曾巡察了解过。原本这铸钱之事，活重事繁，而南方钱监居然自行铸出大钱，实为自亏之举，万万不可跟随。子能你还是应该据理力争，上书劝谏才是。托两浙钱监代铸一事，万万不可啊！”
“朱帅守良苦用心，下官铭记在心。”张邦昌淡淡地回应道，竟然没有一点听进去的意思。张邦昌的这个态度却是把朱彦气了个半死，心底早就已经“小王八蛋”骂了几十遍。不过，朱彦的确是看过钱监的工作流程，也仔细询问过铸钱的铜料使用比例。他拉着当时与他一起巡察钱监的两个机宜属官将两枚大小不同的折十钱放在一起，又找来江宁府的钱庄老掌柜评估，一致判定用当下的铜料成本来铸南方的折十大钱，一定是赔本的买卖，更说不上还能从中分有利润。这件事，必然就是两浙路那边有诈，江南东路的钱监要是真的把铜料送去，八成就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帅守仁义心肠，却拦不住张佐漕他立功心切，一意孤行啊！”身边的幕僚却是从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