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逃门在外的饥民，凡经过的州县，照例留养。等到来年春暖之时，再送其路费返乡。对来年不还乡的流民，则是或有亲友可倚靠，或因领县丰收，可以帮佣糊口。不必像以往地方官，逐一核查，分处安置。反阻碍了灾民各自谋生计划。且有些不肖奸民，闻有留养之例，乘机冒充，致使灾民纷纷背井离乡。看似爱之，其实是害了他。
因在工人员，日夜抢修堤坝，十分辛劳，乾隆着拨河库银二万两，视工役出力等次，随时奖励犒赏。
乾隆这些日子时刻关注江南灾情，我心疼乾隆，几乎每给他做一、二道他喜欢吃的菜。直到听到奏报，气晴朗，气候收敛，乾隆的心情才稍稍好些。
夜里乾隆梦见高斌报怨他处置不公，自己这些年兢兢业业，心思都用在河道上的治理上，哪有心思注意属下是否贪腐？次日，乾隆便传旨问策楞，高斌、张师载释放后，是消极怠工，还是奋勉出力？百姓如何评论此事，舆论以为如此处置可有不妥？过两日策楞回奏，高斌、张师载蒙恩释放后，分驻两坝工旁，实属知罪奋勉。事后公论，皆谓高斌一味姑息，张师载事事随同，均应受此处分。舆论都是敬服之语。
看着乾隆满意的笑容，对我道：“连百姓都认为朕处置高斌得当，他们懂朕，朕亦没有辜负他们。”我在心底叹了一口气，觉得策楞对乾隆，有一种家长哄孩子的感觉。即心酸又好笑。我不信策楞百忙之中，会抽出时间，去查访百姓如何评价此事？乾隆太在乎名声，若是他知道后世对他的评价是败家子、风流皇帝，会是什么感觉？
按清朝旧例，秋决时，缓死犯人也要绑赴菜市口，等行完刑后再押回。乾隆觉得既以缓死，又屡次绑赴市曹，殊为可怜。
对寻常百姓尚且如此，何况高斌、张师载。乾隆嘴上不承认，心里也是觉得有些愧疚，才传旨询问策楞。
每到勾选秋决犯人时，都是令乾隆最苦恼的。特命大学士会同刑部，重新详细查勘。人命所系，要不厌其烦，更要细致谨慎。必须是情有可原的，才可以免死。向来督抚以为死者不可复生。有些官吏，便逢迎上意，歪曲案情，习惯把错推给死者，以便为凶徒开脱罪名。乾隆觉得纵恶而不足示惩，此皆妇人之仁。
‘死者不可复生’原是乾隆所倡议的，下面官员随声附和罢了。我虽不懂官场那一套，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官吏手下留情，或因为官官相护，或因为权财交易，收受了凶手的贿赂。否则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又是从哪来的？
乾隆从各省呈报的缓死中，挑选出几起，明明该斩立决，却判缓死的。
四川的四起案子，第一案虽系斗殴，但案件涉及两条人命。第二案是窃匪拒捕，戮死公差。第三案是因争夺赃物，连毙两命。第四案则是因诬奸而杀人。
窃匪拒捕，捅死公差，还能判缓死？实在令我百思不解，窃匪按理不能算有钱、有势的，可为什么捅死公差还能判缓死？难道真是因死者不可复生，而网开一面？可这也太拿公差不当自己人了。
而福建四案中两案是聚众械斗，各毙一命。仍拟缓决，乾隆觉得这样的案件获宽恕，则斗狠之风，如何能平息？第三案是挑唆他人打官司，设计谋划，拖累无辜，而致两人枉死。第四案是雕刻假印，诓收钱粮，我觉得这个还情有可原，至少没有人命，而乾隆却觉得情罪重大。
浙江的三案，第一案砍人落水、淹毙人命。第二案跟四川第二案差不多都是行窃拒捕，那个是戳死公差，这个是戳死事主。第三案是恃强凌弱，把家里没出五服的哥哥杀了。江西三案也都是人命案，有的因砍柴被阻，举刀杀人，有的聚众械斗，伤及人命，还有一名公差拷打人致死。
这些起案子，几乎都是人命案，自古道人命关，除了福建第起四案中的雕刻假印，诓收钱粮，还有江西案的公差拷打人致死，有待商榷，其余都该是无可争议地斩立决。可是写在卷宗里的案情，未必是真案情。有冤无冤，只有事主心里清楚。
乾隆批示：‘以上各省所办。以重罪拟缓。各至三四起。经九卿核实改正。朕详阅无可宽宥。俱已予勾。夫法宽则犯者愈众。凶恶苟免。动相残杀。其何以乂安善类。督抚牧养斯民。臬司为刑名总汇。岂得姑息邀誉。骩法市恩。所有承办案件之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各巡抚及臬司、俱着饬校’
古代重视纲理伦常，尤其乾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当乾隆勾到山西一起案子时，是侄儿扎死叔叔一案，侄儿把祖上分给自己的田地卖了，趁他父亲生命垂危时，向他叔叔索要他父亲的田地，叔侄没谈拢，动起手来，叔叔拿起一把刀扎伤侄儿的额头，侄儿夺刀回扎，扎死了他叔叔。单看案情，这个案子，可以是误伤，也可以是防卫过当。督抚所叙案情，是侄儿用刀恐吓，叔叔抢刀势猛，以致被扎死。可是在乾隆看来，侄儿是悖伦灭理。乾隆责问督抚，怎么看似叔叔反为应死之人。似此灭绝人伦之事，人人所共愤，以后如仍有似此案者，从重议处，以正伦理。
乾隆自登基以来，国库丰盈，他一向出手阔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