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首先是物种上的考虑。
其次，即便撇开物种不论，除去亚瑟·黑斯廷斯，伦敦大学当下确实拿不出其他人选。
1826年创办的伦敦大学办学至今刚满八年，拢共就这么几届毕业生，年纪最大的也没到30岁，这群年轻人里能挑出一个年少成名的亚瑟·黑斯廷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实在是不能指望他们再多推出几辆自行车。
亚瑟回国的时间点又是如此恰当，正好卡在布鲁厄姆勋爵等人与辉格党离心离德的节骨眼上，他们此时就算想力推卡特先生，起码也得等他先从澳大利亚飘回来不是吗？
最后，虽然布鲁厄姆勋爵没有明说，但亚瑟明白，相较于辉格党和托利党，激进派在媒体宣传层面实在是过于弱势。
而亚瑟手里却握着《英国佬》和正在筹备上市的帝国出版公司，只要脑子没什么问题，都能注意到这位约克小富翁身上蕴藏着的舆论价值。
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有人要把你捧上议员宝座或许是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
但是对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而言……
那还真未必是这么一回事。
且不论议员不领薪水这一问题，亚瑟打心眼里就不看好所谓的“新辉格党”计划。
偌大的下院，虽然并不是不存在非托利、非辉格的议员，但是以目前的下院势力对比而论，辉格党占据四百多个议席，托利党占据一百多个议席，两党共占下院80%以上的议席。
而在剩下的20%当中，虽然他们不是一般语境下的辉格和托利，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在各项议题上始终跟随两大党的其中之一行动，真正的、坚持自身观点的无党派人士实际上只有27人。
即便布鲁厄姆勋爵完全收编他们，勉强在下院组成孱弱的第三势力，但是这个第三势力最大的弱势却反倒不是下院而是上院。
靠着做白日梦，他们好歹还能在下院拼下二三十个席位。
但是上院呢？
就算做梦，亚瑟也不觉得他们能在那里获得五席以上的稳定支持者。
而且激进派在上院的颓势是几十年内都不可能逆转的。
毕竟那里的席位靠的是继承，而不是选举。
不管是天主教解放还是议会改革，这全都仰仗于威灵顿公爵的让步，在天主教解放上压着国王的脑袋强行通过，在议会改革上则是命令所有托利贵族“向后转”。
因此，不管怎么看，亚瑟都觉得新势力会是个“在下院被辉格党吊打，在上院被托利党蹂躏”的党派。
这个党派没办法独立推出任何议题，最多也就是在某些差距不大的议题上发挥搅局者的作用。
总得来说，经过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缜密分析，第三势力议员的名头虽然光鲜靓丽，但职务含权量实在太低，还不如苏格兰场的警督有性价比。
不过他虽然无意进入那所伦敦知名“动物园”，但他并不排斥布鲁厄姆勋爵替他安排的一系列政治晚宴，因为你总能在这种宴会里有些新发现。
亚瑟端着香槟杯坐在海鸥俱乐部的一角，随着他视线的方向望去，可以看见一位身着剪裁得体黑色燕尾服的中年绅士。
虽然这位绅士与许多上了年纪的英国绅士一样饱受脱发的困扰，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倔强的想要把日渐稀疏的头发给打理好，每一根头发都在灯火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闪耀。
他的脸上挂着中年人固有的圆滑市侩笑容，阿谀奉承的技巧被他熟络于心，时而与议员们推杯换盏，时而又坐下来与满座的大人物们来上一局惠斯特纸牌。
亚瑟从上衣兜里取出一张小纸条，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为每位相遇人物建立档案的恶趣味依然让他无法割舍。
亚瑟口中低声碎碎念道：“约翰·康罗伊，爱尔兰人，1786年出生于威尔士的凯尔亨。早年在都柏林接受教育，并于1803年加入皇家炮兵部队。1817年，得到肯特公爵器重，被提拔为侍从军官。肯特公爵去世后，继续为肯特公爵夫人服务，担任私人秘书。1827年，因其在王室中的多年杰出服务，被授予汉诺威王国皇家圭尔夫勋章，得到了骑士头衔，呵……”
在某些方面，亚瑟与他的朋友迪斯雷利先生有些类似。
迪斯雷利先生希望成为贵族，但又瞧不上那些通过继承成为贵族的二世祖。
至于亚瑟，他已经是骑士了，但他轻蔑那些不是通过挨一枪而成为骑士的家伙。
像是康罗伊这样的家伙，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服役，但却并未参与任何主要战役。他明明有很多正大光明的方式来取得骑士头衔，但他偏偏选了最让大伙儿瞧不起的那一个。
亚瑟并没有急着走上前去与康罗伊打招呼，因为他知道今天宴会的主人布鲁厄姆勋爵一定会替他引荐的。
如果想扭转第三势力在上院的颓势，那么，与康罗伊这样对未来女王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打好关系可是必须的。
至于康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