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的太阳正跃出海平线，海面波光粼粼，隐约可见一座崭新城市轮廓，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她把画塞进陆泽手里：“等我到了广州，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寄明信片——就寄这张画的实景！”陆泽低头看着那稚拙却滚烫的线条，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只伸手揉了揉她扎得高高的马尾，动作轻得像拂去一朵蒲公英。七点整，院门口停下一辆沾满煤灰的解放牌卡车。开车的是铁路段的老司机李师傅，听说马燕今天赶考，天没亮就擦了三遍挡风玻璃。车厢板上铺着干净麻袋，中间垫着厚棉被，旁边还码着几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里面是各家凑的核桃、红枣、枸杞——说是补脑子，其实更像一种笨拙的祝福仪式。马魁没跟去考场。他站在院门口，目送卡车驶出巷口，直到那抹绿影彻底消失在铁道弯道处，才缓缓转身。他没回屋，而是踱到院角那棵老槐树下，从树根旁松动的砖缝里，抠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没有钱，没有粮票，只有一叠泛黄的信纸，每一封抬头都写着“吾爱小梅”，落款是“永革”。那是汪永革当年在沈阳当学徒时，写给尚未过门的妻子的信。马魁的手指在那些早已模糊的字迹上缓缓划过，最终停在最后一封——日期是1953年10月17日，信纸背面，用铅笔潦草地添了一行小字：“今日听闻，梅姐于昨夜产下一女，母女平安。未及见，泪已满襟。”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槐树影子在地面缓缓西移，最终，他合上铁盒，“哐当”一声，重新塞回砖缝深处。转身时，腰背似乎比往日挺得更直了些。考场设在市一中。校门口人山人海，家长比考生还紧张，有人攥着香烛，有人捧着苹果，还有老太太跪在梧桐树下，对着树洞喃喃祈祷。马燕在陆泽陪同下穿过人群，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她名字。回头一看，是汪新，他站在人群外，手里高高举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褪色的“劳动光荣”四个红字。“燕儿！”汪新挤上前，把缸子塞进她手里，“我妈熬的莲子羹，清火的！趁热喝！”马燕愣住，缸子温热，隔着搪瓷能感到里面羹汤的暖意。她下意识看向陆泽，陆泽朝她微微颔首。她这才拧开盖子，一股清甜气息扑面而来，莲子软糯，银耳晶莹，汤面浮着几粒桂花蜜。她小口啜饮着，甜味顺着喉咙滑下，却不知怎的，舌尖泛起一丝咸涩。“谢了，汪新哥。”她轻声说。汪新挠挠头，咧嘴笑了，笑容里没有丝毫勉强：“该谢的是我。要不是你爸……咳，算了，反正，祝你旗开得胜！”他挥挥手，转身挤进人群，背影单薄却挺拔，像一株刚被风雨洗过的青竹。第一场是语文。马燕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蝉鸣如沸，阳光透过玻璃斜切进来，在试卷上投下一道晃动的光带。她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作文题目——《我的心飞向祖国的南方》。笔尖悬在稿纸上方，微微颤抖。她忽然想起昨夜临睡前，陆泽塞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两行字：“不必写南方有多美，只需写你为什么想去。心之所向，即为南方。”马燕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笔尖已稳稳落在纸上。她没写珠江潮、岭南木棉、骑楼街景，只写了一列绿皮火车，写车窗上倒映的自己，写站台上父亲挺直的脊背，写母亲悄悄塞进她书包夹层里的那张存单——户名是“马燕”，金额是她十年来所有压岁钱、零花钱，一分没动，连同利息，整整齐齐攒了二百三十七块六毛二分。写到这里，她听见监考老师踱步经过的声音，鞋底摩擦水泥地，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她忽然觉得，这声音竟像极了老瞎子在站台上来回摸索时，竹杖点地的节奏。那个盲眼老人此刻是否正站在天津某个火车站的月台上，攥着皱巴巴的钱票，听着南来北往的汽笛，辨认着女儿可能踏过的每一块地砖？笔尖一顿，她轻轻在稿纸右下角，画了一朵小小的、歪歪扭扭的薄荷叶。铃声响起时，她刚好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交卷起身，她看见陆泽站在考场外梧桐树下，正抬手替她摘去发梢上一片不知何时飘落的梧桐叶。阳光穿过树叶缝隙，在他肩头跳跃，碎金般晃动。他什么也没说，只把手里那张折叠整齐的纸递过来。马燕展开——是昨夜她画的那张火车速写。只是此刻，陆泽在画纸空白处，用铅笔添了几笔：车窗内，两个小小的身影并肩而坐，一个扎马尾，一个穿工装，手紧紧牵着，朝着南方，迎着朝阳。她把画纸按在胸口，那里跳得又快又响，像一面被敲响的鼓。鼓声震耳欲聋，却无比清晰。她知道，自己的心，已经飞出去了。不是飞向广州，不是飞向深圳，不是飞向地图上任何一个被标注的坐标。它只是飞向那个有陆泽在等她的、具体而微的南方。而那个南方，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她脚下铺展成一条崭新的铁轨，锃亮，笔直，通向所有未曾命名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