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马家还有位意外到来的客人，是出门方便的牛大力发现的，老牛刚从公共厕所出来就被吓了一跳。“我靠。”“这是哪里来的叫花子啊？闻着味儿来的吧？不过今天的炸酱面确实很香，我去给你弄一碗面...列车穿过华北平原的秋色，铁轨在晨光里泛着青灰的冷意。车窗外的杨树叶子已开始泛黄，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像时间本身在无声剥落。老瞎子坐在硬座车厢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手里攥着一只磨得发亮的铝制水壶，壶身刻着模糊的“1978·锦州站赠”字样。他没戴墨镜，眼窝深陷，眼皮松弛地耷拉着，可那双眼睛却不是全盲——偶尔有光掠过时，瞳仁会极轻微地颤动一下，仿佛底下还埋着未熄的炭火。马魁陪他坐了三站。两人几乎没怎么说话，只在每到一个大站停车时，老瞎子便把水壶递过去，让马魁帮他拧开盖子，仰头喝一小口温水。那水是马魁提前在餐车烧好、晾到适口温度的，盛在保温桶里，一路拎着。陆泽本想替下他，马魁摆摆手：“你去帮燕子把行李架上那箱苹果卸下来，她腰不好，别让她弯太久。”马燕正站在车厢连接处，踮脚够着行李架最顶层那只印着“北镇县果园”的旧纸箱，发梢被穿堂风吹得乱飞，马魁远远望着，喉结动了动，到底没上前——这丫头如今有了对象，连弯腰都带着一股子理直气壮的劲儿，不像从前，稍微累点就偷偷揉后腰，疼得皱鼻子也不敢吭声。第三站是衡水，老瞎子忽然开口：“马同志，我闻见味儿了。”马魁正低头看腕表，闻言一怔：“什么味儿？”“煤渣混着机油的味儿……还有，新刷的绿漆味。”老瞎子鼻翼翕动，枯瘦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水壶底部一道细长划痕，“我闺女走那天，站台刚刷完漆。她穿着蓝布衫，领口绣了朵小雏菊，袖口磨得发白……她怕黑，临上车前攥着我手指头，说‘爸，我数到十，你再松手’。我数到七，她就被人拽走了。”马魁没接话。他知道，老瞎子从不说虚的。十年前那个暴雨夜，站台广播嘶哑地喊着“K237次晚点两小时”，积水漫过鞋帮，人贩子混在扛麻袋的装卸工里，用一块浸了乙醚的毛巾捂住孩子口鼻——监控坏了，值班民警去上厕所，而老瞎子正蹲在候车室角落，给女儿剥一颗糖。糖纸是粉红色的，现在还躺在他贴身口袋里，折成三角形，边角早已磨出毛边。列车缓缓启动，衡水站台退成一条灰线。老瞎子忽然问：“刘桂英招了没？”“招了。”马魁声音低沉，“她说那晚根本没盯上你闺女。她手下有个叫‘耗子’的，在西出口盯梢，看见你闺女被个穿铁路制服的男人抱走了。”老瞎子浑身一僵，手指猛地掐进铝壶壁，发出细微的“咯”一声。“穿制服？”他声音干涩如砂纸摩擦，“哪个单位的制服？”“没看清。耗子只记得那人左眉骨有道疤，约莫两寸长，斜着下去，像条蚯蚓。”马魁顿了顿，“老大哥，当年车站值勤民警花名册我翻过三遍，没人有这道疤。”老瞎子沉默良久，忽然抬起手，在自己左眉骨位置，用指甲狠狠一划——皮肤瞬间渗出血丝。他竟真有道疤，只是被岁月和皱纹藏得太深，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马魁倒抽一口冷气。“不是别人带走了她。”老瞎子嗓音突然变得异常平静，像冻湖表面裂开的第一道纹，“是我。”车厢顶灯滋啦闪了一下，阴影在他脸上跳动。他慢慢解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扣子，露出里面一件更旧的灰绒衣。衣襟内侧，用黑线密密缝着一块硬布片。他拆开缝线，抖出一张泛黄的纸——不是户口页，不是寻人启事，而是一张泛潮的调令存根，钢笔字迹洇开些许，但仍能辨清：【京铁局人事处函字（79）第042号兹调锦州站客运员陈建国同志，即日起赴衡水站任副站长，望速办理交接……】落款日期：1979年10月17日。马魁脑中轰然炸开——那正是老瞎子女儿失踪前三天。“陈建国……”他喃喃念出名字，手指发凉。“是我。”老瞎子闭上眼，眼角挤出浑浊的泪，“那天暴雨，我接到调令，要连夜赶去衡水报到。闺女哭着不让我走，说‘爸你走了，谁给我扎辫子’……我哄她，说站上分了新房子，等安顿好就接她来。她信了，还把最喜欢的玻璃弹珠塞我兜里……”他摊开手掌，掌心躺着一枚早已失去光泽的弹珠，内部有细微裂纹，像一道凝固的闪电。“我抱着她往站台走，想让她看看新买的搪瓷缸。雨太大，地上滑，我脚下打滑……她从我胳膊弯里滑出去，摔在积水里。我慌着去捞，可人太多，推搡着往前涌……再抬头，她不见了。”马魁喉咙发紧。他忽然想起卷宗里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当年报案记录写着“陈建国，男，36岁，自称目击者”，而非“父亲”。因为老瞎子报假名时，顺手抹掉了右眉那颗痣——他怕组织知道女儿丢了，会影响调职。“后来呢？”马魁听见自己声音发哑。“后来我去了衡水。”老瞎子苦笑，“头三年，我每个休班都坐绿皮车回锦州，装成拾荒的在站前转悠。第四年，我申请调回锦州站，领导说‘老陈啊，你眼睛不行了，还是去后勤管仓库吧’。我就管了十年仓库，天天闻煤油味、铁锈味……因为闺女说过，她最喜欢火车的味道。”他摸出那枚弹珠，轻轻放在马魁掌心。冰凉，硌人。“马同志，你帮我找个人。”“谁？”“当年在锦州站卖冰棍的老孙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