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从明英宗到崇祯帝的几次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更是坚定，兵临城下仍然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其中‘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
“铁蹄”是形容侵略者的，这句正表明了满清铁骑践踏我大好河山！
赵州之屠，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清军攻入赵州进行大屠杀，2.5万人被杀害。
畿南之屠，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朝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屠城，五千人被残杀。
潼关之屠，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三日，清朝“豫亲王”多铎在陕西潼关地进行的屠城，七千人被残杀。
扬州十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着《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城中百姓或者悬梁自杀或者投井和跳河，被砍断手和脚的百姓在地上挣扎着。
昆山之屠，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昆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
“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嘉兴之屠，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司隶嘉兴府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时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时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几乎全遭屠杀。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五十万余人遇难。
江阴八十一日，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后，江阴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进行反清斗争。清廷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繁华的街市尽为废墟。全城只有五十三个人幸免。
常熟之屠，顺治二年、大明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到九月，清军先后占领苏州和南直隶常熟之后的纵兵焚烧杀掠。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
四川大屠杀，顺治四年（1647年）多尔衮、孝庄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最后四川，“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金华之屠，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南昌之屠，浮尸蔽江，天为厉霾。
湘潭之屠，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
南雄之屠，民尽屠戮，十存二三。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
汾州之屠，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
大同之屠，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
广州大屠杀，屠城十日，尸横遍地，死难十万至七十万人。
潮州之屠，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
直隶南部；顺治初年，“逃亡人丁十居六七，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社冷烟”。
近京州县；无主荒地甚多。据直隶巡抚董天机报称，顺治十二年二月近畿之地还是“荒熟参半”。
山西；“田地榛荒，生齿凋耗，旧日里甲徒存牍稽之名，有一甲止存数人，甚有一里一甲全然脱落，其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
河南；顺治初年，“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
黄河以北三府所属州县；“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因兵燹之余，无人佃种”。
黄河以南嵩县；原有地顷，其中顷为无人耕种的“无主荒地”，直至顺治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