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交叉反应。这是双皮质素的阳性信号。他们用的抗体虽然不是为了标记双皮质素，但发生了交叉反应，恰恰是因为样本里双皮质素的浓度足够高，高到能被这个抗体非特异性地捕捉到。”
弗里茨在动物房记录里找到了更早的线索。一只编号为M29的猴子，术后第十六周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后肢运动”，当时的记录写着：“M29在笼内移动时，后肢出现非典型的姿势调整。可能为代偿行为，建议观察。”观察了四周，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条记录就沉底了。弗里茨把那段行为学录像翻了出来，一帧一帧地放。不是代偿行为。那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后肢伸展，虽然短暂，虽然不完整，但和代偿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五个人已经积累了超过三十条“被遗漏的发现”。每一条都曾经出现在原始数据中，每一条都被标注为“异常”“非特异性”“建议排除”，每一条都被归档、封存、遗忘。
曼因斯坦盯着汇总表格看了很久。
韦伯的团队不差。恰恰相反，他们非常严谨。每一项实验都有完整的过程记录，每一个异常值都被认真标注了，每一条“建议排除”的背后都有一段详实的分析和讨论。问题不在于他们不认真，问题在于他们太认真了，认真地遵守了所有的实验规范，认真地识别出了所有的异常信号，认真地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干扰因素，然后认真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信号不是真的。
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因为你学到的知识告诉你，脊髓损伤后不会自发产生神经修复，所以当你看到了类似修复的信号，正确答案就是“这不是修复”。
这就是“视而不见”的真实含义。不是眼睛看不见，是大脑不允许你看见。认出一个现象，不仅仅需要看到它，还需要知道它可能是什么。就像M21的那些切片，在弗里茨重新染色之前曼因斯坦翻来覆去地看过很多遍，看到的只是“不正常的细胞”，形态很奇怪、分布很奇怪、数量很奇怪，但也就是“不正常的细胞”。直到双皮质素的染色结果出来，那些“不正常的细胞”才变成了“正在迁移的神经前体细胞”。现象没有变，变的是观察者的认知。
周五下午，曼因斯坦把所有的发现汇总成了一份报告，发给了韦伯。报告没有标题，第一页只有一行字：“韦伯教授，您的数据里一直有答案，我们只是帮您读出来了。”
韦伯的回复在晚上到达：“曼因斯坦，我以前说你走得太快，是我错了。你不是走得太快，你是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回头看跟在后面的人，会觉得他们在原地踏步。”
曼因斯坦读了几遍，把手机递给杨平。杨平读了一遍，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机还给他。
韦伯转向的消息比他自己预想的传播得更快。一周后，曼因斯坦收到了七封来自不同国家实验室的邮件。最引人注意的一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件人是神经性疾病部门的项目主管，邮件的标题是：“关于您的最新发现，NIH希望组织一次专题研讨会。”
曼因斯坦把邮件给杨平看。杨平几乎没有犹豫：“你去吧。”
曼因斯坦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知道杨平是在把聚光灯让给他。杨平对这些确实没有兴趣，不是故作清高，是真的觉得不重要。学术会议的荣誉、国际认可、行业地位，对他来说一文不值。他更在意的是实验设计是不是够干净、数据是不是可重复、机制能不能讲通。至于谁去做报告、谁去领奖、谁的名字排在前面，他不在乎。
“好，我去。”
飞往美国的航班是红眼航班，曼因斯坦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看见窗外的云层在晨光里烧成一片金红色。他拿出笔记本电脑，把PPT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改了几处措辞。
到达NIH的当天下午，报告被安排在最后一场，四点半开始。会场很大，能坐三百人左右，陆陆续续坐满了。来的不只是NIH内部的科学家，还有从周边大学赶来的，哈佛、约翰·霍普金斯、宾大，有人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曼因斯坦走上讲台。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他打开第一页PPT。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概括起来是一句话。脊髓损伤可以修复。不是可能，不是也许，不是‘在动物模型上观察到’，是可以！我有人类患者的临床数据。”
台下有人交头接耳。
曼因斯坦按了一下翻页笔。屏幕上出现了陈建国站立在平行杠中间的照片，两条腿稳稳地踩在地上，双手扶着杠子，目光看着前方。
“这位患者，胸髓第五节完全性损伤，伤龄十一年。术后第四十周第一次独立站立。现在术后第五十周，能站立五分钟以上。不是靠外骨骼，不是靠电刺激，而是损伤的神经得到了修复。”
台下安静下来。
曼因斯坦把所有的数据讲了一遍。M7的电生理记录、M8的组织学切片、M21的单细胞测序结果、陈建国的脑脊液检测报告、感觉平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