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走上前，伸出手，韦伯握住，这一次握得比刚才久一些。他用英语说：“杨教授，你的论文我都读过了，幸会，医学界没想到能够出您这样的天才人物。”
杨平看着他：“过奖了，只不过运气好一点。”
韦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中国人总是含蓄谦虚。”
韦伯没有寒暄天气或旅途，之类的客套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杨教授，你的那篇综述，最后一页的猜想，有多大把握？”
杨平看着他：“我现在回答你，你会信吗？”
韦伯又愣了一下，这是他在学术会议上问了无数次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有很大把握”“初步数据支持”“我们正在验证中”——全是套话。从来没有人反问过他“你会信吗”。
“不会！”韦伯老老实实地回答，“所以我带了两个学生来，让他们自己看数据。”
“那就先看数据。”
杨平带着韦伯和他的两个学生直接去了会议室。曼因斯坦已经把所有的数据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好了，从M7到M8到M21到陈建国，从动物到人类，从急性到陈旧到非靶向。桌面上摊着几十张图表和照片，每一张旁边都贴着标注了日期和条件的黄色便签纸。
韦伯坐下来，从第一张开始看。他看得很慢，每一张都要花好几分钟，有时候会拿起放大镜对着显微照片看很久，然后问身边的学生：“你看到这个了吗？”学生凑过去，点头或摇头。韦伯不说话，继续看下一张。
曼因斯坦站在旁边，看着韦伯翻阅那些数据，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十年前，在德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韦伯听完他的报告后当众说：“曼因斯坦博士，你的实验设计很精巧，但你的结论走得太远了。科学不是百米冲刺，是马拉松，跑得太快会摔跤。”
当时曼因斯坦非常反感韦伯，觉得他总是自以为是，他根本不懂天才的自己是怎么想的。
现在韦伯坐在这里，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反感。
两个小时后，韦伯看完了最后一张，陈建国的脑脊液细胞涂片照片。他把放大镜放下，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曼因斯坦。”
“在！”
“你确实有走得快的资本。”
曼因斯坦没有说话。
韦伯转向杨平：“杨教授，你们的数据是干净的。我不能说我完全相信你们的结论，因为‘相信’这个词太重了。我能说的是，你们的数据支持你们的结论。而且，你们的猜想很有想象力，至少超出我的想象力。”
“但是？”杨平替他说出了那个没出口的词。
韦伯看了他一眼。“但是，你们的猜想还没有被证明。你们看到了相关性，微环境改变与原细胞激活相关，原细胞激活与功能恢复相关。但因果关系呢？你们怎么证明是原细胞激活导致了功能恢复，而不是功能恢复导致了一些细胞跑来凑热闹？机制？这才是最难的。”
曼因斯坦想开口，杨平按住了他的手。
“韦伯教授，你说得对，因果关系还没有被严格证明。我们下一步的实验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化学遗传学的方法，特异性地清除被激活的原细胞，看功能恢复会不会被阻断。如果清除了之后恢复停止了，那就证明因果关系成立。”
韦伯沉默了片刻。“这个实验设计需要多少经费？”
“大概一千万美元左右。”杨平回答。
“我回去帮你找找资金。”
“不，谢谢，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韦伯揉了揉眼睛，现在中国这么豪横吗？他有点不相信。
下午，韦伯提出要见陈建国。
杨平带他去了康复训练室。陈建国正在做站立训练，李姐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毛巾。韦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着里面。
陈建国扶着平行杠，两条腿微微颤抖但稳稳地站着。他的目光看着前方的墙壁，表情专注，像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站。韦伯看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转身问杨平：“他站了多久了？”
“第一次独立站立是术后第四十周。现在术后第四十八周，能站五分钟左右。”
“损伤节段？”
“胸髓第五节，完全性，伤龄十一年。”
韦伯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杨教授，我有个学生。五年前出的车祸，颈髓损伤，高位截瘫。从肩膀以下都不能动。她受伤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刚博士毕业。现在她还活着，还在做科研，用嘴咬着一根棍子敲键盘，发了好几篇论文。她从来不抱怨，从来不放弃。但我每次去看她，心里都很难受。我不是难受她坐轮椅，她自己都不难受，我难受的是我做了五十年的研究，却帮不了她。”
杨平没有说话。
“我今天来之前，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老师，你去看看杨教授和曼因斯坦教授的理论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就再等等。”韦伯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