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改变了曼因斯坦接下来几年的研究方向。
他从“主动引导“转向了“被动允许“，不再试图用外源性信号分子去“指挥“轴突的生长方向，而是用基因编辑技术把那些抑制轴突生长的内源性因子一个一个地“关掉“，让轴突自己去探索、去选择、去找它该去的方向。就像一个孩子在学走路，你不是替他迈步，只是把地上的障碍物清干净，他自己就会走。
这个转变的效果，在实验数据上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第一次实现了“功能性再生“的雏形，轴突的生长方向从“随机“变成了“定向“，穿越损伤区后，开始沿着白质束的走行方向延伸。那是一丝曙光，但还不够。动物的运动功能有轻微改善，但距离“正常“还很远。曼因斯坦知道，他们还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
可是实验停止在轻微的改善，再也没有进步，他与杨平进行深入的交流后，果断放弃原来的路线。
即使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他必须忍痛放弃，因为杨平告诉他，思路是错误的，必须从原细胞修复的思路着手，才有可能成功。
他想起来应该试试原细胞修复，而不是轴突的生长爬行，虽然后者也是应用了三维空间导向基因理论。
这次他做到了，脊髓损伤的修复，不是轴突的生长跨越，而是修复，这不是疤痕，这是原细胞修复。这是十五年来，整个领域最接近“治愈“的一次。
他这坐在显微镜前，看着那些穿越了损伤区的、带着荧光标记的神经纤维，在黑暗的视野中像一颗颗发光的流星。他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给杨平发了条消息。
“你的理论太神奇了，脊髓损伤的原细胞我做到了14%。“
上次只是零星存在。
杨平回复：“恭喜！“
曼因斯坦看着那两个字，笑得很开心。
曼因斯坦将整个实验写成的报告发给杨平，杨平是在一个早上读完的。
他坐在研究所办公室里，屏幕上的文字一行一行滚动，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表、每一个结论，他都看得很慢。不是读不懂，是不舍得读快。曼因斯坦在这篇论文里放了十五年的人生，五千多个日夜，无数次接近成功又跌回谷底的挣扎，他不想用三十分钟就把它消费完。
读到最后一个结论，杨平停了下来。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靠在椅背上休息，他脑子在想一个人。
他脑海里想的那个人不是曼因斯坦，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是病人。一个未来的、可能存在的、在某一天会躺在手术台上的人。那个人可能是一个车祸受伤的年轻人，可能是一个从高处坠落的工人，可能是一个因为脊髓损伤被宣判终身瘫痪的普通人。如果曼因斯坦的研究继续往前走，如果“原细胞修复“从动物实验走向临床应用。那个人会被拯救。那个人会站起来，会走路，会跑，会做所有他现在做不了的事。
杨平拿起手机，给曼因斯坦发了条消息。
“我读完了，这是今年临床医学最重要的成果，没有之一。“
曼因斯坦的回复来得很快，不是文字，是语音。杨平点开，曼因斯坦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
“教授，你知道我这十五年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杨平没有回复，他知道曼因斯坦不是真的在问他。
“是傲慢！诺奖之后的傲慢。我以为凭我的名气和资源，没有攻不下来的堡垒。我试了所有我认为'正确'的路，却忘了更基础的问题。之前你给我打那个电话，你说'你在用你的逻辑想它的路，你应该用它的逻辑走它的路'。那四十分钟，比我过去十五年读的所有文献都有用。科学这个东西，到最后拼的不是实验技术，是想问题的方式。你想问题的方式，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也是唯一让我走出那个死胡同的。“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试试你的理论呢。”
杨平听完这段语音，没有马上回复。
他想起自己刚开始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后来才有，后来只是又条件去实现。
想三维空间导向基因的，那时候他还是个刚毕业的住院医师，每天在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奔波，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只能在值夜班的间隙看书，在手术的间歇记笔记，在回家的地铁上想问题。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细胞信号通路的图、基因调控网络的草图、手绘的解剖结构、从文献里抄下来的数据。那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是一团乱麻，在他眼里是一张正在慢慢变得清晰的地图。
可是后来，生活的诸多压力让他暂时放弃这些奇思妙想，他必须完成日常工作，必须应付职称晋升，必须关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
要不是后来又了系统，他这些想法可能也会永远被埋藏，当然，也可能会被实现。但是实现的可能性肯定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