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跟着做，他拿起持针器，试着夹住一根缝合针，他故意让针掉在了托盘上，然后捡起来，再夹，反复如此，每一次用自己想要的不同角度去夹持针。
“夹针的位置，”杨平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调整持针器的角度，“在针的中后三分之一交界处。太靠前，针尖露出来太多，缝合时不稳定；太靠后，针尖被夹住，没法穿过组织，每次夹持的时候争取一次到位。”
杨平的手是温热的，手指某些部位有薄薄的茧，是指间长期握持器械磨出来的。他的手很稳，即使是在指导别人的时候，也没有一丝颤抖。扎西想起一句老话，外科医生的手，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但现在他觉得，这不是礼物，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出来的。上帝只给了你一双普通的手，是你自己把它变成了一件精密仪器。
扎西深吸一口气，重新夹针。这次，他只用一次就夹在了正确的位置。针稳稳地卡在持针器的钳口里，角度合适，针尖朝下，针尾朝上。
“好！”杨平点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扎西的生活被切割成了几个固定的板块。
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到医院。他先将所有病人的病历简单过一遍，对新出的检查结果重点关注，那些异常指标记在笔记本上，也记在心里。七点的时候，他去病房查房，看自己负责的病人，问病情变化，做体格检查，记录病程记录。他的查房越来越熟练了，知道该问什么问题，该做什么检查，该注意什么细节。他的病程记录也越来越规范，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啰嗦，而是简洁、准确、有条理，内部富有逻辑性。
八点交班，然后跟着杨平出门诊或者上手术。出门诊的时候，他坐在杨平旁边，负责询问病史、书写门诊病历、开检查单。杨平看病人的速度很快，但每一个病人都看得仔细，问病史、查体、看片子、下诊断、开处方，一气呵成。扎西有时候跟不上他的节奏，病历还没写完，下一个病人已经进来了。他只能利用间隙的时间补写，或者在门诊结束后留下来整理。
上手术的时候，他站在杨平对面，担任助手。杨平的手术风格和他这个人一样，干净、利落、有条不紊。他不会有多余的动作，每一刀、每一针、每一次止血，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扎西最怕的是杨平突然问问题。
“这个解剖结构叫什么？”
“这条血管的供血范围是哪里？”
“如果损伤了这个神经，会出现什么症状？”
每次被问到，扎西都会紧张得手心出汗。他知道答案的时候，回答得很快；不知道的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杨平从不骂他，但会说一句“回去查”。这意味着他有一个知识漏洞，而这个漏洞，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要了一个病人的命。
下午结束手术后，雷打不动，他去训练室。
训练室里的两个小时，是他一天中最专注的时间。没有病人的打扰，没有护士的呼叫，没有家属的询问。只有他和器械，和无影灯，和那些模型。
他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练。持针、夹针、穿针、拔针、打结。一个动作重复几十遍、几百遍，直到手指形成肌肉记忆。打结的时候，他一开始打得很慢，一个方结要打十几秒，而且经常打成滑结。杨平站在旁边看着，不说话，只是偶尔纠正他的手法，“食指往前推，不是往下压”、“线要拉紧，不是拉长”、“结要打在切口的一侧，不要打在正上方”。
很快，他能在一分钟内打二十个方结了，每一个都紧实、平整、不会松脱。
紧接着，他开始练习缝合。在硅胶模型上切一个五厘米长的切口，然后用间断缝合、连续缝合、褥式缝合、皮内缝合等各种方法把它缝起来。一开始缝得歪歪扭扭，针距不均匀，边距不对称，线结松紧不一。他拆了缝，缝了拆，反复练习，直到切口两侧对合整齐，针距均匀，线结紧实。
杨平检查了他的缝合，他用剪刀把缝合线一根一根地剪断，然后用镊子把切口扒开，检查皮下组织的对合情况。他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显微镜下操作和腔镜也可以现在进行训练。”
几台手术显微镜靠墙排列，每台都配有一张可调节高度的座椅和一个器械台。器械台上摆着显微器械盒，里面是各种显微镊、显微剪、显微持针器，还有几盒10-0，11-0，12-0的显微缝合线，这种线比头发丝还细，肉眼几乎看不见，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操作。
杨平已经坐在其中一台显微镜前了。他没有穿白大褂，只穿了一件淡蓝色的洗手衣。他的左手搭在显微镜的调焦旋钮上，右手拿着一把显微镊，姿态放松，像是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过来！”他说，“先学会用显微镜。”
扎西坐到他旁边的位置上，把眼睛凑近目镜。视野里是一片模糊的、灰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