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愣住了：“那威胁信呢？说‘三十年前的事，你以为没人知道吗’？”
杨平摇摇头：“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威胁他，那威胁者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真相’？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周怀瑾做了正确的事但被人误解了？”
扎西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杨平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上。他说道：“扎西，你知道吗，在临床上，最难诊断的不是那些典型病例，而是那些被其他医生误诊过的病例。因为误诊会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你沿着错误的方向去找证据。”
他顿了顿，转过身看着扎西：“这个案子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有两个可能的解释，谋杀和意外。但如果我们在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个，就会不自觉地去找支持它的证据，忽略否定它的证据。这是临床医生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破案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扎西点头，他明白杨平的意思，不要预设立场，要让证据说话。
杨平站起来，把文件夹还给孙老师：“这些资料我们需要复印一份，可以吗？”
孙老师点头：“可以，我去帮你们复印。”
复印完资料，杨平和扎西走出档案馆，扎西跟在杨教授身后，心里沉甸甸的。
回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七点了，扎西回到宿舍，把今天复印的资料摊在床上，一份一份地看。他看得非常仔细，每一个数字、每一句话都不放过。他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关于A-8的，关于周教授的，关于那个三十年前的项目的。
他看到了那份内部报告的最后一页，是项目组的成员名单。名单上有六个人，周怀瑾是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个人，一个是化工部农药研究所的研究员，姓刘；另一个也是南都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姓方，已经退休多年了。排在周怀瑾后面的三个人，都是项目组的普通成员。
扎西盯着这份名单看了很久。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威胁信上说的“三十年前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是周怀瑾隐瞒了毒性数据？还是别的什么事？
其实现在的于警官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只是扎西思考问题的重点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
他拿起手机，给杨平发了一条消息：“杨教授，项目组成员名单里，排在周教授前面的两个人，还活着吗？”
过了几分钟，杨平回了一条：“查过了，刘研究员2010年去世了。方教授还活着，住在南都，今年八十一岁。于警官明天去拜访他。”
扎西松了一口气，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问。
他又开始看其他的资料。看到一份1992年的会议纪要时，他忽然停住了。那份纪要是关于A-8项目的评审会议的，上面记录着各个专家的发言。扎西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三页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话：
“化工部农药研究所刘研究员：A-8的杀虫活性确实很高，但毒性数据需要进一步核实。根据我们重复实验的结果，A-8的经皮毒性比周教授报告的数据高出约30%。建议在确认毒性数据之前，暂缓该化合物的进一步开发。”
扎西的脑子嗡了一下。经皮毒性比周教授报告的数据高出30%？这是什么意思？周教授报告的数据是2.5mg/kg，如果高出30%，那就是大约1.9mg/kg。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刘研究员说“需要进一步核实”，意味着周教授的数据可能有问题？
他继续往下看，后面是周教授的回应：
“周怀瑾教授：我们的实验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数据可靠。不同实验室之间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是正常的，可能与动物品系、实验条件等因素有关，建议由第三方实验室进行重复验证。”
然后就没有更多的记录了，扎西翻到最后一页，会议的结论是：“鉴于A-8的毒性数据存在争议，建议暂停该项目的产业化进程，待第三方实验室完成重复验证后再做决定。”
扎西看完，把这份纪要用手机拍了下来，发给杨平。然后他坐在床上，脑子乱成一团。
如果周教授的数据真的有问题呢？如果他低估了A-8的毒性，让项目得以立项，后来被发现才叫停呢？威胁信上说的“三十年前的事”，会不会就是这个？
但杨平说得对，不能预设立场，要让证据说话。
他看了看表，已经快九点了。他站起来，准备去食堂吃宵夜。走到门口，手机响了。是杨平的消息：“看到你发的会议纪要了，有意思，明天早上，跟你跟于警官去见方教授。”
扎西回了一个“好”字，然后往食堂走去。
食堂里人不多，扎西打了一份饭，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他一边吃一边想，脑子里全是那些文件上的字——A-8、LD50、经皮毒性、数据争议、威胁信、书页上的残留。
他吃宵夜，回到宿舍，又看了一遍今天复印的资料。看到晚上十点多，他实在撑不住了，把资料收好，关了灯。
躺